我们的堂吉诃德

——读《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

      作者钱理群，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鲁迅、周作人研究与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著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心灵的探寻》《与鲁迅相遇》《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等作品。他对20世纪中国思想、文学和社会进行了精深研究，特别是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与精神的审察，因此得到海内外的重视与尊重。
本书着重描述了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跨越几个世纪的门槛，从西方走到东方的漫长旅程。同时，东、西方各国作家又基于对人类(首先是知识分子)某些重大精神命题的共同关怀，按照自己民族文化的传统、所处时代的要求，以及个人精神气质的特点，不断丰富思考，共同创造了两个世界文学的不朽典型。
      钱理群先生在后记中提到：“这或许是我的学术著作中思想含量最大的一本”；“本书是我由个人精神传记的写作转向知识分子精神史写作的一个开端”。足以可见该书的含金量和重要性。
      虽然本书中探讨了两位文学典型的传播和联系，我在此只选择了堂吉诃德作为报告整理的重点内容，一则是出于自己对堂吉诃德的极大兴趣，二则是因为闲余间恰好翻阅过《堂吉诃德一书》，希望在此能对这位西班牙骑士有更加深入、广泛的理解。       《堂吉诃德》是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于1605年和1615年分两部岀版的长篇反骑士小说。第一次在书页中遇见这位身形瘦弱、行事荒唐的“骑士”时，我震惊于他的愚昧和自以为是的冒险，同时也深感不解：这样一部供人取乐、前后矛盾漏洞百出的小说，凭什么称得上“西方文学史上的第一部现代小说”？
      初读时，我甚至有些狂妄的向老师提问，“如果脱离了成书的背景，那这本经典究竟为什么能成为’经典’？”
      不可否认的是，任何文学作品都不可能在谈到其价值时忽略时代背景，这是构成所谓文学价值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脱胎于英国骑士故事和法国北部英雄史诗的骑士文学诞生在西班牙雄霸欧洲、远征美洲的“黄金世纪”，与田园小说、流浪汉小说和戏剧等各大流派争奇斗艳。在其兴起之初，对于冲破中世纪神学禁欲主义的束缚、解放人性具有极大的进步意义。但随着封建经济的逐渐解体以及冷兵器在军事中地位的下滑，骑士文化也随之被划归到落后时代的一部分，生长其中的骑士文学亦日渐庸俗。
      塞万提斯生活的年代，粗制滥造、荒谬愚昧的骑士小说仍在市面上广为流转，为此，塞万提斯决定创作一部能“把骑士文学的地盘完全摧毁”的作品。在《堂吉诃德》中，他沿用骑士作为主角的写作形式，将骑士制度、骑士精神漫画化。
      如塞万提斯所愿，他确实将骑士小说扼杀了。自《堂吉诃德》后，西班牙再没出过一部骑士传奇。宫廷和教会利用骑士文学宣扬骑士精神，鼓励民众维护封建统治的意图自然走到了穷途末路。这背后的根本原因，虽然在于封建制度的瓦解，但该本著作确实功不可没。塞万提斯用调侃戏谑的语言，平淡地将骑士小说自身的荒诞性披露无遗。       当人们谈到堂吉诃德，总是乐此不疲地将他进行拆解。
      作为西班牙拉曼却地区的破落贵族，他沉迷骑士小说，为此不惜与现实世界的一切彻底割裂。他的冒险始于名字的更改，当他自豪地称呼自己为堂吉诃德时，这场荒唐滑稽的旅途便正式开始了。三次离家，三次回归，完整的叙事结构串联起近七百个人物的故事。
      我们关注比较多的堂吉诃德自身的矛盾性，他羸弱的形象与骑士相矛盾，而他自身行为的荒唐和可笑又与他的博学广知相矛盾。堂吉诃德代表着对理想的不懈追求，枉顾现实，他的侍从桑丘看重实利，并没有沉溺到骑士世界中，二者一高一矮，一胖一瘦，形成鲜明的对比，互为补充，缺一不可。
      这位骑士大战风车的“丰功伟绩”自不必多说，而透过堂吉诃德，塞万提斯为读者呈现了西班牙广袤的风俗民情。
      “大地上到处是贫穷与饥谨，妓女与盗贼”，普通人民的苦难与压迫、贵族的无所事事与阴险狠毒一览无遗。塞万提斯借堂吉诃德之口，讨论了许多有关社会时弊的问题。
      塞万提斯幽默、讽刺、滑稽、夸张的笔触下，堂吉诃德的形象不仅走进了当时西班牙的国土，赶走了骑士小说，也走进了人类永恒的命题，成为世界文学经典形象中不断延伸和发展的一个不朽丰碑。       堂吉诃德的形象无论是在本国人眼里，还是最初传播到的一些国家，都是以一位可笑的、疯狂的疯子亮相的，读者从中感受到的警示意味和讽刺意味是首要的。
      17世纪初，堂吉诃德骑着他的瘦马来到了法国。在这里，法国译者将堂吉诃德改译成为更加适合法国文化和风尚的“有理性、讲道德”的绅士。当他不谈论骑士道的时候，他的言行是如此正常，他拥有的知识和理性是如此先进。于是，堂吉诃德疯狂的另一面得到了补充和强调，这恰恰更贴近了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人们对他的疯狂有了新的注解：“堂吉诃德的疯狂只是爱好道德达到了偏执的地步，而非讲求道德本身”。
      18世纪末19世纪初，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在德国得到了新的阐释和认识，人们开始认识到文学从根底上是人类的，此时，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才成为世界文学、文化史上的一个课题。堂吉诃德在众多文学评论家的笔下获得了更高的评价。一个生长于对传统骑士小说英雄传奇嘲讽的角色，自身也成为了英雄。
      在创作最初，堂吉诃德是一位具有“文学病”的患者，所谓“堂吉诃德气”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对于书本所构制的虚幻世界的迷恋。此时的堂吉诃德，还是一位可笑的“骑士”。
      但同时，堂吉诃德自身又带有浓厚的理想气质和乌托邦色彩，他竭力构建、恢复一个平等和谐的理想世界，他认定维持正义与救苦救难是自己天赋的职责和使命，而这理想世界在现实世界的映衬下显得格外虚妄。“在人们嘲笑的目光注视之中，堂吉诃德却完成了自己的英雄化”。       堂吉诃德在冒险途中三次中断旅程回到故乡。第一次旅途，他甚至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离开，摔跤后动弹不得，狼狈不堪地被路人送回住所；第二次旅途，他坚决留在树林里为自己选定的“公主”（实际上只是一位面相粗糙、身材魁梧的农家妇女）苦修，甘愿经受凡尘的考验，最终被派去给“公主”送信的侍从桑丘哄骗回家；第三次冒险，他与桑丘走到了更远的地方，在此过程中，桑丘甚至如愿当上了海岛的总督，最终，堂吉诃德在与朋友假扮的骑士决斗中落败，按照约定，他不得不回到了家乡，决心“改行做朴实的牧羊人”。
      此时的堂吉诃德真正由英雄还原于凡人，由“堂吉诃德 台 拉曼却”还原为“为人善良，号称 善人 的阿隆索 吉哈诺”。堂吉诃德的回归甚至于死亡都是注定发生的，他的战斗方式和理想与现实的脱节注定了他的失败和凄凉，而只有当他回到现实世界中时，塞万提斯对骑士小说的审判才得以告终。
      在文学作品中，“回归”这一主题并不少见，或许是出于写作者创作目的的需求，或许是受社会道德的约束，都是值得探讨和思考的。
        由于堂吉诃德只顾着去打，而并不考虑这打的方向和方法，他把武器指向旋转的风车和羊群，将他们臆想为魔鬼虚幻的魔法继而大打出手。这就注定了他的胜利只会存在于他的想象中而不是现实世界里。这位始终激情、勇猛、“奇情异想”的“骑士”最终成为了“哭丧着脸”的“骑士”。他死于忧郁，“忧郁是他致命的病原”。 这样的堂吉诃德竟也在这方面与另一位忧郁的丹麦王子相通了。
      18世纪著名批评家寇尔列支指出了堂吉诃德与桑丘两个典型形象间的内在精神联系：堂吉诃德象征没有判断、没有辨别力的理性与道德观念，桑丘则象征着没有理性、没有想象的常识，两人合在一起就是完整的智慧。
海涅在《论浪漫派》中第一次将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连在一起。出于切身真实的体验，忧郁、敏感的海涅提出了一个世界文化的共同命题：“堂吉诃德式的忧虑”（“空幻的忧虑”“幻想出来的痛苦”）。海涅的思考集中在以下两个命题上：精神与物质的关系（与此相关的理想与现实的关系）；思想与行动的关系（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德国所提出的时代课题）。他曾预言，未来的革命者将是武装起来的堂吉诃德。
      当堂吉诃德与桑丘来到俄国时，屠格涅夫第一次从人类天性队里两级中结识与展开了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两个文学典型的内在精神联系。他以“二元论”的“分裂”指出，“哈姆雷特表现了大自然的基本的向心力”，他的理想来自自身之内，“他整个是为自己而生存”；堂吉诃德就是离心力的体现，“他不关心自己，他整个儿都充满了自我牺牲精神”。同时，在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身上，还体现着信仰与怀疑的二元对立（分裂）。
      屠格涅夫进一步将海涅所着意强调的精神与物质的关系引申为有思想、有理想的个人与群众的关系问题，同时据此探讨了思想型与行动型两种知识者个人与群众的关系问题。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响起了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叩门声。周作人是较早接触到堂吉诃德认识的人，并且不可避免地受到屠格涅夫的俄国阐释的影响。五四新文化运动刚过去不久，周作人强调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在人性与文化健全发展中的互补性、堂吉诃德与桑丘（民众）的关系，同时，他亦创作性地提出了堂吉诃德的“归来”命题。这些思考无疑不展现出周作人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他自己及同类知识分子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扮演的历史角色的历史性反省和反思。
      此时的周作人与同时代的人，在追求乌托邦理想世界与对行动的渴求与坚定性这个层面上，与堂吉诃德取得了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但不同的是，中国的堂吉诃德从产生的起点上，就与塞万提斯笔下单枪匹马的骑士不同，“他们是群体的堂吉诃德，结成死党，摆开阵势，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地向着自己选定的目标，奋不顾身地冲杀出去”。
      这个乌托邦的理想，主要体现在对“新村”的极大憧憬，随着政治现实的发展，这样的乌托邦理想与相适应的堂吉诃德精神气质被逐步扬弃和超越。
随着一众革命领袖和思想启蒙者认识到新村运动的局限，明确实现新村理想的物质条件在于通过革命暴力行动、推翻反动统治、建立革命政权。在表面上，他们与堂吉诃德式的空想梦幻和错误的打法决裂，却在强调实践和行动的内在精神实质上与那位西班牙骑士更加接近。
      鲁迅认为，中国根本不会出现拥有真正的信仰与真正的理想主义的堂吉诃德。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体现着人类天性中两个根本对立的特性，必然表现出一种西方文化所特有的彻底精神，因而在中国这片中庸的土地上，必然遭受到调和与钝化。
      堂吉诃德精神本身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于超越现实的理想的执着追求；另一方面，堂吉诃德显然存在着精神的迷乱。鲁迅出于对中国国民性弱点的痛苦体验与深刻观察，强调突出堂吉诃德精神的消极面，将其精神迷乱视为一种自欺欺人的精神麻醉剂。在此基础上，便有了20世纪的中国农民——阿Q，这一中国文学的不朽典型。
      阿Q在想象中满足自己的欲望，变现实的物质失败为想象的精神胜利。由于主观与客观、精神与物质的分离混同，导致阿Q陷入了思想与行动的主管盲目性。不同的是，堂吉诃德主观冒进，而阿Q内心退缩，阿Q所具有的奴相是堂吉诃德绝不会有的。
      当鲁迅将目光从堂吉诃德身上移开，凝视着周遭的环境时，便回到了对堂吉诃德的旁观者的思考上。利用别人真诚的追求与真实的痛苦来娱乐自己的看客现象，是具有全世界性的。似乎堂吉诃德走到哪，看客就会出现在哪。作为启蒙战士的鲁迅，对于看客的态度，并没有止于悲凉、痛苦和愤怒，“他不仅悲悯他们的前途，更仇恨他们的现在，他采取了行动：复仇。启蒙者和革命者的大声呼号在麻木的看客眼里成为一种表演，一种隔离。在被囚车拉去刑场的途中，启蒙者以沉默的态度凝视着周遭的人群，由被看变为看的主体。”我们可以深刻感受到当启蒙的革命先驱拒绝“表演”后，麻木的看客反而落入了被审判和鉴赏的地位。
      《野草》里的“过客”，明知前面是“坟”，也要“踉跄地闯进去”。面的深刻的精神绝望和痛苦，鲁迅选择用堂吉诃德精神去处理怀疑和审视出的问题，但不同的是，作出选择者同时也做好了忍受更大的心灵折磨的思想准备。因此，“一切自欺欺人的精神幻觉都与鲁迅以及他的中国与世界同道无缘。”
1920年末，创造社与太阳社对鲁迅、周作人等的宣战引发了30年代中国的堂吉诃德热。《堂吉诃德》的译本层出不穷，报刊上也相继出现了许多关于堂吉诃德精神的阐释和讨论。创造社与太阳社将矛头直指鲁迅，称他为“文坛的老骑士”，批判他身处时代的转变处，却“在追怀过去的昔日，追悼没落的封建情绪”。[1]但实际上，他们并不充分了解此时的中国国情，也并不真正了解堂吉诃德。他们将理想与现实混为一谈，凭着匹夫之勇盲目地横冲直撞，反而与那位西班牙骑士如出一辙。
在整个论战过程中，鲁迅都保持着怀疑主义的眼光冷静地审视着这些中国的堂吉诃德提出的种种极端革命的口号。
      一方面，鲁迅对堂吉诃德精神的缺陷予以警示；另一方面，他又为堂吉诃德作了辩护。“吉诃德的立志去打抱不平，是不能说他的错误的；不自量力，也并非错误。错误是他的打法，因为胡涂的思想，引出了错误的打法，……而且是’是非徒无益，而又害之’的。”
      在苦难深重的抗战时期，怀揣着中国在战争中发生根本蜕变的理想，催生出许多为之奋斗不惜牺牲自己的“堂吉诃德”。在抗日战争时期，几乎所有知识分子都不同程度的沾染了堂吉诃德气，虽然这其中也有一些盲目的、肤浅的跟随者，但并不能否定这一时期集体意志下产生的血与火的斗争。但随着战争的持续和现实的黑暗，这些堂吉诃德面临着深刻的怀疑和矛盾中，一下子又回到了哈姆雷特的沉思中，而面对战争结束后新时期的到来，这样的思考和忧虑并没有减弱，思想与肉体所经历的痛苦从没有真正意义上消失。       钱理群先生将英国的莎士比亚，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德国的海涅，俄国的屠格涅夫，到中国的鲁迅，以及他们周围的一大群作家、知识分子连接在一起，探讨了了从17世纪到20世纪人类精神发展、世界知识分子心灵历程的某一个侧面。同时他也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他们与世界知识分子的内在精神联系作为一个研究重点。
      堂吉诃德承受着肉体的折磨，而哈姆雷特则忍受着多思的忧虑，一个始终在大战风车的途中，而另一个却永远存在于没有行动的思考里。作为文学典型，二者并没有谁更胜一筹的说法，现实生活中的我们，也不能成为堂吉诃德或者哈姆雷特的单一代言人。我们应该保留堂吉诃德“勇往直前去做事”的精神、哈姆雷特的怀疑精神和“看定现实”现实主义态度，同时摒弃堂吉诃德脱离实际的空想和盲目行动，以及哈姆雷特沉于冥想而什么事也无法完成的习气。
      在此，我想我对于最初我狂妄的问题能作出一些浅薄的回答了，堂吉诃德的旅途从没有真正结束，他骑着他的瘦马，走在霓虹灯光里，和我们同行，允许我们保留大战风车的勇气，告诫行人注意红绿灯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