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调研报告

一、引言

在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冲击下，基层社区作为国家社会治理体系中最基础、最前线的单元，被迫承担起前所未有的重任与压力，成为抗击疫情的重要“前哨”。山东省潍坊市寿光市明珠社区作为圣城街道下辖的典型城市社区，不仅肩负着区域内居民日常生活管理与服务的职责，更在疫情期间展现出强有力的组织调度能力与群众动员水平。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该社区迅速反应、积极作为，在物资统筹、防疫协调、居民安抚、隔离对接等方面发挥了中坚作用，有效支撑了整个辖区的运行稳定。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明珠社区不仅注重对内部治理机制的灵活调整，也积极探索与高校青年力量的对接路径，为大学生提供了深入基层、服务社会的实践平台。
在本次调研中，我们通过对明珠社区主任助理刘均芝，社区网格员高建和参与社区工作的志愿大学生潘一诺的深度访谈，详细了解了疫情前后社区治理职责的演变过程、基层工作人员面临的现实困境，以及大学生在实际参与过程中的角色转变与能力发挥，力图还原一个真实、有温度的社区治理图景，并进一步探讨大学生力量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嵌入方式与未来可行路径，为推动“校社合作”机制建设和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提供思路参考。

二、疫情时期的“前哨”实践：从“传声筒”到“中枢神经”

访谈伊始，刘主任用“被推到台前”来形容疫情初期社区居委会所承受的巨大压力，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使原本相对平稳的基层工作瞬间变得紧张而复杂。在防疫最吃紧的阶段，社区工作人员几乎没有明确的作息时间，从清晨五点开始协调防疫物资、安排出入口值守、对接各类数据统计，到深夜仍需处理居民的紧急事务，任务繁重且多线并行，涵盖了送药上门、代购生活必需品、组织核酸检测、落实隔离措施、解答政策疑问等琐碎但关键的工作，每一项都事关居民的基本生活与心理稳定。刘均芝坦言，这种几乎是“全天候待命”的工作状态，在极大考验团队执行力和耐力的同时，也重塑了社区在居民心中的角色形象。
疫情之前，很多居民对社区的认知停留在“贴通知”“办手续”的行政层面，认为其是一个缺乏实质性服务功能的机构，距离感较强。而随着疫情防控工作的推进，社区成为信息传递的第一通道、困难群众的第一响应、资源分配的第一节点，这一系列变化使得“遇事找社区”逐渐成为群众的本能反应，社区也从传统的“任务接收者”向主动担当的“生活主心骨”转型。这种转变不仅是工作内容的扩展，更是职能认知和公共信任的根本性重构，标志着基层社区在现代社会治理体系中正逐步从幕后走向前台，成为维护社会韧性与公共安全的重要力量。

三、后疫情时代的社区挑战：职责更重，资源依旧稀缺

后疫情时代，虽然疫情的阴霾逐渐散去，生活回归常态，但社区工作的压力并未随之减轻，反而在职责范围和服务对象上持续“扩容”。王主任指出，许多在疫情期间临时接手的事务如今被制度化，成为社区日常工作的组成部分。对孤寡老人的定期探访、对困难群体的持续帮扶、心理健康问题的疏导干预、常态化的社区巡查与安全防控，这些曾是特殊时期的应急措施，如今都转化为居民对社区治理的基本期待。然而，在居民需求持续增长的同时，社区的人员编制却仍停留在疫情前的水平，日常事务依靠的依旧是那8、9名工作人员，面对庞杂繁重的任务，明显人手不足，常常处于疲于应对的状态。
大学生潘一诺将当前的社区工作形象地比喻为“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指出了自上而下工作任务分配与基层执行之间的错位矛盾。来自各级职能部门的通知、指标、检查不断下沉，形成多头管理、层层加码的工作现实。比如在推进老旧小区改造、电动车停放治理、架空线缆整治等具体事务中，往往需要多个职能部门协同推进，但由于缺乏清晰的权责划分与高效的联动机制，社区只能充当“中间协调人”，最终常陷入推诿扯皮的困局，既影响效率，也挫伤了基层治理的积极性。
刘均芝进一步解释了城市社区治理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即“陌生人社会”的现实挑战。在大多数城市社区，居民之间关系相对松散，缺乏传统熟人社会中的天然信任与互动基础。这种社会结构导致社区在推动邻里协商、化解居民纠纷、发动群众参与等方面面临极大难度。社区工作人员在处理矛盾时常常无法依靠人情维系，只能凭借职业操守与个人耐性进行调解，但往往不仅得不到理解，反而遭遇误解乃至恶语相向，情绪压力与心理负担显著加重，造成了极大的职业消耗。在治理体系日益复杂、任务边界不断外延的背景下，社区正承受着超出其承载能力的多重压力，如何在有限资源下实现精细化服务与有效治理，成为亟需破解的现实难题。

四、大学生参与基层治理：从“出力”到“出主意”

在当前基层治理面临资源紧张、人手短缺等现实困境的背景下，大学生群体的参与被越来越多地视为一股具有潜力的“外援力量”。刘主任坦言，早期的大学生志愿服务更多停留在形式层面，任务多为简单重复的劳务型工作，如张贴宣传海报、清扫街道卫生等，容易陷入“走个过场”的“临时工”状态。这种浅层次的参与，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力紧缺问题，但难以触及社区治理的深层需求。相比之下，真正能够为社区治理带来助力的，是那些能够“补位”的青年参与者——不仅能协助完成日常事务，更能以其所长弥补社区在专业知识、治理理念和服务方式等方面的短板，注入新的活力和创新思路。
作为亲身参与者，大学生潘一诺分享了自己的成长过程。他坦言，初到社区时面对复杂的事务和陌生的环境，常有“无从下手”的困惑，但通过不断地实践和交流，他逐渐融入了社区，甚至被大爷大妈们邀家共餐，逐步建立起信任关系。这种从旁观者到参与者、从“干杂活”到“提建议”的转变，不仅让他感受到自身价值被认可，也深刻体会到基层治理背后所蕴含的人情温度与现实挑战。这种“从出力到出主意”的角色变化，不仅提升了大学生本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公共意识，也进一步彰显了青年群体在现代社区治理体系中的独特作用与不可替代的价值。
随着社区治理逐渐走向精细化、专业化，单一的人力投入已难以满足复杂多样的治理需求。而大学生凭借其较强的学习能力、跨学科知识背景和开放的思维方式，正好可以在政策宣传、社会调研、活动策划、居民沟通等多个环节发挥积极作用。关键在于，如何搭建起制度化、长效化的合作机制，真正实现青年与社区的双向赋能，让“青春力量”不仅止于一时助力，而能成为基层治理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

五、大学生参与治理面临的“接入困境”

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大学生群体的参与仍然面临一系列复杂而现实的障碍，制约了其在基层治理中潜力的真正释放。刘均芝指出，最突出的问题是时间与资源的错配。大多数大学生通常只在寒暑假期间集中参与社区工作，受限于时间短、周期紧的现实，他们很难在有限的实习期内全面了解社区的运行机制与治理逻辑。这种“短期进入、快速退出”的模式，导致很多项目缺乏足够的时间沉淀与深入实施的基础，难以形成可持续的影响力。
其次，专业能力的不匹配也严重影响了工作实效。许多学生并未接受过系统的社会工作、心理咨询、公共传播等相关专业训练，面对基层复杂的社会关系与具体事务时显得力不从心。甚至在一些基本的办公和沟通技能上，也需要社区投入额外的时间和资源进行培训。这不仅延缓了工作的推进节奏，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社区原有管理人员的负担。
此外，由于缺乏稳定、常态化的运行机制，大学生的参与很难形成经验积累和制度传承。每一批学生“来来去去”，信息、经验和教训往往随着人员流动而中断，社区不得不在每轮接纳新成员时重新进行培训和适应。这种高频重复的磨合过程，不仅降低了效率，也稀释了高校与社区之间原本可以逐步建立起来的信任基础和协作默契。
潘一诺也坦言，信息不对称亦是阻碍大学生深入参与社区治理的关键因素。大学生往往对社区实际需求缺乏了解，不清楚从何处着手，而社区则对学生的专业能力、兴趣方向和可参与程度同样了解有限，双方很难实现精准匹配。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存在合作意愿，也常常因沟通渠道不畅、需求对接不清而难以推进。缺乏一个专业化、制度化的“中介平台”来协调和撮合双方资源，直接导致大量有热情、有能力的学生找不到合适的参与入口，而社区也无法有效调动和利用这股宝贵的青年力量。

六、大学生参与基层治理的未来方向与落地建议

面对上述挑战，刘主任提出了未来深化高校与社区合作的三个发展方向，旨在突破当前大学生参与基层治理中的瓶颈，提升其实际效能与可持续性。首先，应充分发挥大学生的专业特长，将专业能力切实转化为社区治理的有效资源。心理学专业的学生可以参与社区居民的情绪疏导、心理咨询及专题讲座，协助提升居民的心理健康水平；新闻传播类学生则可参与社区宣传材料的策划与制作，开展融媒体内容创作，如拍摄短视频、运营公众号等，增强社区信息传播的专业性与吸引力；法学专业的学生能够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协助开展普法宣传，推动法律知识在社区的普及；而教育类学生则可投身于青少年的课业辅导、亲子关系建设和家庭教育指导等服务，进一步完善社区的教育支持体系。
其次，合作模式也应尊重并激发学生的个人兴趣与创造力。社区鼓励学生将自身的兴趣爱好与社区实际需求有机结合，将原本“个体化”的技能转化为“公共性”的治理资源。例如，擅长视频剪辑的学生可以参与制作党建主题短剧，提升党员教育的互动性与感染力；热爱写作的学生可以承担社区公众号撰稿、专题栏目的编撰任务，记录社区故事、传播治理经验；掌握人工智能或编程技能的学生则可协助社区优化信息管理系统，开发小程序或数据工具，提升社区事务的数字化管理水平。通过这种方式，学生的个人发展与社区服务目标实现了双向赋能，不仅增强了学生参与的积极性，也为社区注入了创新活力。
更为关键的是，需要从机制层面推动合作的制度化与常态化。未来在引导大学生深入社区实践时，应优先将实践资源投入到人手紧缺、治理任务清晰、需求导向明确的社区，实现精准匹配与有效供给，避免资源浪费和低效投入。同时，建议建立长效的“接续机制”，推动高校与社区之间构建稳定的合作关系，在组织架构、工作流程和项目管理等方面形成可持续的运行模式。通过建立学生“接力式”实践制度，每届参与学生可以在前人基础上延续和深化项目成果，促进知识与经验的系统积累，逐步实现从“临时支援”向“协同共建”的转变，真正推动大学生力量在基层治理中发挥长效价值。

七、构建更有温度的社区治理生态

在访谈的尾声，刘主任深情地描绘了她对未来社区治理的愿景：“我们希望居委会不再只是一个‘任务接收站’，被动地完成上级交办的事项，而能够真正转变为居民信赖的服务中心，是大家遇到问题时愿意主动走进来的地方。”她同时寄语高校青年群体，希望他们的参与不仅仅停留在“帮忙”层面，更应以真正的责任感和专业能力积极“补位”，在社区治理中发挥实质性作用，以行动回应时代的召唤。
调研组认为，疫情不仅是对我国基层治理体系的一次全方位“压力测试”，也为高校青年群体提供了深度参与社会治理的现实场景与成长机会。在应对突发事件与社会变革的过程中，青年力量的介入显得尤为关键，不仅带来了新的理念、技术与活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区治理观念与模式的转型。若能进一步打破体制边界，搭建起紧密、平等且可持续的“校社合作”平台，让高校与社区形成制度性对接与长效合作机制，将有望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向更高质量、更有韧性、更具人文温度的方向发展。
同时，这种合作机制也为高校的人才培养注入了更加鲜活的实践维度，使学生能够在真实的社会场景中锤炼专业技能、提升综合素养、深化社会认知，真正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社区成为大学生成长的“第二课堂”，而高校青年也逐渐从“旁观者”转变为“建设者”，在服务社会的过程中实现自我价值。最终，社区与高校之间的双向赋能，不仅促进了治理效能的提升，也培育出一批具有公共精神与社会责任感的时代新人，共同绘就一幅更有温度、更具生命力的社区治理新图景。

附录

社区基本信息

明珠社区位于山东省潍坊市寿光市圣城街道，是一个管理规范、服务完善的城市社区。办公地点设在明珠御园物业服务楼，服务热线为55998592。社区地理范围为：东至正阳路，西达银海路，南起益城街，北至建新街。
社区内部设有“一站式”服务大厅、党员电教室、娱乐活动室、志愿者服务中心、居民议事室等多种功能场所，为居民提供便捷高效的公共服务。社区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全面优化网格划分，实现小区党组织全覆盖，深入推进“织网·扎根”行动，积极引导居民广泛参与社区事务，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
在物业管理方面，推行“红色物业”治理模式，通过“双月点评”与“书记巡查”相结合的方式，持续提升服务质量。为促进邻里和谐，社区联合小区党支部、调解队、公益律师等组成“矛调小分队”，有效化解居民间矛盾纠纷。在安全管理上，常态化开展消防检查、应急演练等活动，不断增强居民安全意识和应急能力。
明珠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牟芳，始终坚持“一心为民”的工作理念，带领团队用心服务居民、用情建设社区，赢得了辖区群众的广泛认可和一致好评。

访谈记录

时间：2025年7月
地点：山东潍坊市寿光市明珠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受访人：  
刘均芝（明珠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助理）  
高建（社区网格员）  
潘一诺（参与社区实践的大学生，郑州大学计算机专业大三）
采访人：某高校社会工作专业调研小组
1.疫情期间的基层组织“前哨”角色
采访人：疫情期间，居委会承担了哪些工作，居民对居委会的看法有没有变化？
刘均芝：可以说，疫情把我们“推”到了台前。在疫情爆发最严重的时候，居委会几乎成了全社区的“中枢”。我们每天凌晨5点就开始调度物资、安排人员值守，晚上常常要加班到十一二点。居民有什么困难，我们得第一时间解决，包括送药、买菜、核酸、隔离对接等等。
高建（网格员补充）：当时我们三个人负责一个网格，大概700多户，电话打不完，腿跑断，几乎没有一天是空闲的。那个时候，居民开始真正意识到：居委会不只是发通知贴海报的，是真正“管用”的地方。
刘均芝：疫情之前，其实很多人对我们的角色认知模糊。很多居民觉得我们就是“传声筒”——替街道下达任务。可现在不同了，居民遇到什么事情，第一反应就是“找社区”，这本身就是我们职能认知上的一次重大转变。
2.基层治理现状：重责在肩，能力与资源双重挑战
采访人：现在疫情过去了，居委会的工作是否轻松了一些？
刘均芝：不但没轻松，反而更重了。原来很多工作疫情期间我们临时接手，后来都“留”了下来。比如孤寡老人的关爱服务、困难群体帮扶、社区卫生巡查、心理健康辅导、还有各种党建引领活动……居民的期待越来越高，但我们还是原来的那8、9个人。
高建：有时候我们调侃，居委会就是“两头堵”，每个部门下来的文件、每个指标、每次检查，最后都落到我们头上。尤其是老旧小区改造、电动车乱停放等问题，不是我们一个居委会能单独解决的，还得联合城管、街道、物业、公安、消防。但这些部门之间的联动效率不高，谁来牵头、谁有执法权，经常扯皮。
刘均芝：而且城市社区不像农村，村里是熟人社会，有人情关系来维系。我们这儿属于典型的“地缘社会”，居民彼此之间不熟悉，有些人根本不愿意参加活动。比如有一次我们组织社区调解，一方态度很强硬，说话非常冲，甚至骂我们偏袒。你说我们连执法权都没有，只能靠耐心沟通，真的非常难。
3.当前大学生参与治理面临的难题
采访人：那目前大学生参与社区治理还面临哪些障碍？
刘均芝：资源与时间错配。大学生普遍只在寒暑假来，时间短，了解不深。我们好多工作不是几天能搞清楚的，真正能“落地”的项目太少。还有专业不匹配。很多学生不是社工类、心理类、新闻类的，有些“做不下去”。有的来实习，却连Word文件格式都不会改，工作交接就很麻烦。而且每次来的是不同的学生，之前的经验不能沉淀，跟“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似的。
潘一诺：我觉得还有一点是信息不对称。我们不知道社区到底需要什么，社区也不知道我们能干什么。这中间缺乏一个媒介平台。很多时候我们想参与，但不知道该怎么接入。
4.大学生参与基层治理的未来方向
采访人：那未来，大学生参与社区治理，有哪些可行的方向？
刘均芝：总的来说，我们是非常欢迎你们来社区实践的，但我们的期待不是你们来‘抢活’，而是希望你们能做到‘干社区干不了的，干社区需要的’，真正实现‘补位’而不是‘替位’。每一位同学都可以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比如，学心理学的可以参与老年人心理疏导、开展社区心理讲座；学新媒体、新传的可以帮我们设计宣传方案、做活动文案、拍短视频，让宣传更有温度、更有传播力；法学专业的同学可以设计通俗易懂的普法宣传材料，还能协助开展法律咨询与调解；教育类的学生则可以参与青少年的课后辅导，组织亲子沟通的工作坊，真正解决家庭中的实际问题。
当然，除了专业能力，我们也希望你们结合自己的兴趣去参与社区治理。比如有的同学喜欢剪辑视频，那就可以帮我们拍摄党建短剧，而不是千篇一律地念稿子；喜欢写作的同学可以尝试写社区专栏、撰写电子简报，让社区声音被更多人听到；还有些同学有编程或AI技术，那就能帮我们优化居民信息管理的表格系统，大大提升工作效率。你们的加入，不只是完成一项任务，更是给社区带来了新思路和新工具。
但想让这些工作真正落地，还需要有针对性的策略。首先，你们的团队在选择社区时，应该优先考虑那些资源薄弱、人员紧缺的地方，这样‘供需’才能精准对接，才能真正起到帮扶作用；其次，千万不要一来就急着做项目，要先深入了解居民的真实需求，别‘自说自话’地开展工作，不然效果很有限；最后，我们也建议学校和社区之间建立起一种长期的合作机制，比如每年固定安排学生团队接力参与，让好的经验得以传承，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
5.结语
采访人：谢谢各位的分享。最后，请您谈谈对未来社区治理的愿景。
刘均芝：我最希望的是，居委会不再只是“任务接收站”，而是居民真正信任和依赖的生活“服务站”。同时，也希望年轻人、特别是你们这些大学生，能把自己的专业、兴趣、热情真正带到社区来，让基层治理更有智慧、更有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