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文化苦旅》精神追求与艺术魅力

    初读《文化苦旅》，平静而又淡然。但当再次斟酌其中的逐字逐句，悲哀、无奈而又释然，内心的情感可谓是五味杂陈。而这一切思想感悟的转变，正是余秋雨先生《文化苦旅》中远大的精神追求和独特的艺术魅力所带来的。
    《文化苦旅》一书是由1992年《收获》设置的个人散文专栏“文化苦旅”转变而来，属历史文化散文。《文化苦旅》是余秋雨先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在海内外讲学和考察途中写下的作品，是他的第一部文化散文集。全书凭借山水风物来寻求文化灵魂和人生真谛，探索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和中国文人的人格。为进一步探寻其中的深层意蕴，我走进了余秋雨的“文化苦旅”。
    见其标题，“文化苦旅”，不禁疑问，旅途为何苦，旅途本不该是件愉悦的事情吗？通过层层剖析，我体悟到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中处处弥散着一种沉重的忧患意识，昭示着余秋雨心灵与文化上的“苦涩”。这种“苦涩”来自方方面面：国家民族、历史文化、人生命运、文人品格。如《道士塔》中揭示了敦煌的珍贵文物在王道士手中流失海外的民族悲剧，这是国家民族之苦；再如《夜航船》谈到有趣的“夜航船文化”，以夜航船象征了中国文化的缓慢进程，并批评了中国文化中喧闹然而无聊部分，这是历史文化之苦；又如《风雨天一阁》以范钦及其家族几百年守护天一阁的悲怆文化奇迹为切入点，来探讨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这是人生命运之苦；而《柳侯祠》以柳宗元的生命历程来思索中国封建时代的文人范式，并对文人意识与文人人格进行了探讨这便是文人品格之苦。正是如此主题开掘的深化和所观照的文化景观的悲怆，使得《文化苦旅》陷入了一种整体的浓郁忧患的氛围。
    品读完标题，让我们走进文本。在余秋雨的视角中，我品味到了个性审视下的中华文化，对此，我理解为：余秋雨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选择了“出走”与“叛逃”。出走，既是远离固有的文化生态方式，也是开拓自我生命的广阔空间；叛逃，不仅是因为那颗渴求着自由与真实的心灵在呼唤，也是因为那座看似高雅精致的象牙塔早已岌岌可危，有待推倒，有待重建。为了有助于传达心中对于宏大时空和包括自我在内的世间存在的真切感受，他选择以文学的方式向读者吐露他所发现与理解的中华文化。在他看来，既然“文学写作的基座是个体生命”，因而自己的写作必然是对个人话语的透彻实践，这就必须果断走出某种仍在蔓延的集体话语，努力做到“不仅语言风格是个人的，而且连选择标准、观察视角、思考方式、情感走向全然归于一己仅有”。而正是对这种个体人格的思考，铸就了余秋雨文化散文内在的思路，通过剖析中国传统文化中束缚乃至异化人性的一面，探询人的独立的道路，进而实现健全的人格，乃至于健全的文化。这正是余秋雨先生远大的精神追求。
    而《文化苦旅》中的艺术魅力也令我感触颇深。以《阳关雪》一文为例。本文运用蒙太奇手法，构成的一个整体。其中，由马蹄、呐喊、热血、将军怒目、残破军旗组成的铁血战场，凸显出了战争的宏大与惨烈。而由慈母白发、春闺遥望、稚儿夜哭、柳荫船楫组成的故乡风物，则是战火中的兵士内心渴求与依恋的所在，暗示了质朴的人性与人情。从惨烈战争与质朴人性的这种鲜明对比中，读者不难感受到作者本人的情感态度与价值取向。面对远年战场的触目景象，他并未选择兴亡之叹，而是将目光投注到了普通人的悲欢上。他并不怀疑兵士们、将领们对战场与国家的忠诚，但更相信他们是一个个拥有丰沛情感的具体的人，故乡有亲人在等待他们的归去，他们离世时有对人间的平凡眷恋，这其实是对个体存在及其生命价值的尊重与肯定，是一种普世价值的深刻体现。
    以《道士塔》一文为例。通过营造“剧场效应”的手法，以视觉化、故事化的方式呈现人物样态与事件经过，强化视听效果，引起观者心灵的共鸣。余秋雨书中说到，敦煌莫高窟的藏经洞“藏下了中华文明最辉煌的年月，又被发现于中华民族最悲哀的时刻”。《道士塔》中王道士既是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者，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者眼中造成敦煌文物大量流失的罪人。正是他一次次向当时的中国官员报告了藏经洞内的文物，又从斯坦因、伯希和等西方冒险家手中接过极少的钱财，允许他们将这些文化遗产运走。作者写道：“一箱子，又一箱子。一大车，又一大车。都装好了，扎紧了，吁——，车队出发了。没有走向省城，因为老爷早就说过，没有运费。好吧，那就运到伦敦，运到巴黎，运到彼得堡，运到东京。王道士频频点头，深深鞠躬，还送出一程。他恭敬地称斯坦因为‘司大人讳代诺’，称伯希和为‘贝大人讳希和’。他的口袋里有了一些沉甸甸的银元，这是平常化缘时很难得到的。他依依惜别，感谢司大人、贝大人的‘布施’。”平静的语句展现出内心的无奈，这也是一种普世价值的诗意探寻。
    而《文化苦旅》中以“人化山水”的写作特色则是尤为突出。全书中没有纯粹写景的文字，偶有一些写景文字也莫不是为了人文的主题而服务的，这是由作者的写作目的直接决定的。余秋雨要写的并不是自然的山水，而是他“心底的山水”。“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所以在《文化苦旅》中余秋雨不仅将大量的诗文典故加诸他心中的人文山水，还创造性地赋予了这些山水人的性格，用自己的独特感悟，写出了一种“人化山水”。如《狼山脚下》言：“狼山对于长江，是欢送，是告别，它要归结一下万里长江的不羁野性，因而把自己的名字也喊得粗鲁非凡。”又如《三峡》言：可怜的白帝城多么劳累，清晨，刚刚送走李白们的轻舟，夜晚，还得迎接刘备们的马蹄。以物喻人，意境深远，生动形象。
    当然，《文化苦旅》的独特之处并不止于此。散文的描写大多注重形散神聚，而《文化苦旅》则有所不同，其形聚神散的特定让人耳目一新。通读其中的文章，不难感受到其行文随意洒脱，有一种想到那写到哪里的感觉，写《狼山脚下》一文时能从山写到人，再由人写到其背后的历史。但其于当今的流水账不同，当他思维无限延伸之时，总能在最后回到文章主线，升华立意，深化主旨，着实令人感叹。
    《文化苦旅》中还有一点的艺术方式十分独特，是一种读者意识与召唤结构。所谓“读者意识”，目前并无明确定义。由于接受美学研究指出，作家在从事创作时会预先设定作品的阅读对象，“预计他们会以具体的方式对文本中‘吸引反应的结构作出反应’”，读者意识大体是指作者对自身读者的群体构成、期待视野与接受动机等的认知或设想。余秋雨的文学创作中明确出现这类对于读者接受的考虑，其实是作者向读者发出了参与自身创作过程的亲切召唤。作为一种召唤架构，有一种隔空对话的意蕴。它在引起读者亲近感的同时也可以生成一种间离效果，使他们意识到自己是具有思考与判断能力的独立个体，理应对阅读对象和作者的观点做出自己的考量。在《苦旅余稿·历史的母本》中便有所体现：“司马迁在蒙受奇耻大辱之前，是一个风尘万里的杰出旅行家……二十岁开始的那次漫游，到了哪些地方？为了读者方便，我且用现在的地名加以整理排列”。如此就能够唤醒沉浸在作品中的读者的个人意识，使他们放下一味跟随的态度，将自己的人生经历与作者所选取的特定视角彼此对照，深化思考。
    品读完了《文化苦旅》的精神追求和艺术魅力，思绪万千。不妨脱离文本背后的深层含义，去感悟“文化苦旅”中文化的部分，不禁思考，我们是否可以来一场这样的“文化”之旅呢？最后我想引用《文化苦旅》中的一句话作为结尾：真的，你们应该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