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践过程中，来自武汉大学的实践队员走进广西壮族自治区S村，全程观察了当地的一次殡葬实践，并与当地村民、村干部进行交谈，了解当地殡葬改革的风俗实践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文化背景，借此研究殡葬改革在基层乡村的未来困境，探寻可行的移风易俗道路。
S村位于丘陵地形区内部，耕地集中在村庄周围的若干平原上，以水稻和柑橘种植为主；丘陵并不陡峭，被用于种植经济林木。传统的农业和种植业、外出打工和在村庄周边寻找临时工作是劳动力获得收入的主要来源。村内主要有蔡、苏两大姓氏，此次的观察主要集中在蔡氏的祠堂附近。村内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宗族关系——宗族内部关系明确，有较为清晰的族谱、字辈，村民们对于宗族具有强烈的认同感。祠堂为举行丧礼的中心场所，三年前由蔡氏族人共同捐资修缮，供族人们共同使用。村民们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密，在共同生活中形成了相似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也形成了稳定的习俗及保障其实施的道德舆论保障。正如一位村民所说：“在村里面，这种规矩还是要遵守的，不然哪一家有什么不好的事，到时候又要赖到别人头上”。处于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熟人社会中，村民们自觉地遵守着社会习俗，使其得以长期稳定地存在。
死亡是人类文化的一个永恒主题。在不同的地理环境和社会文化中，当地孕育和发展出成体系的关于死亡的仪式、习俗、信仰，一个复杂的文化传统的综合体。[1]处于现代与传统的交汇点上，我们得以观察乡村习俗，探知当地人内心中的生死观念。
当地村民将死亡与归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认为死亡即是归乡之时，而归乡是死亡的必经程序。一个人若在死后不能返回家乡，就会被视为不吉利、流浪之人。一位村民向我们讲述了她所经历的一次葬礼：“我的高中同学因为绝症去山东的医院治疗，因为病太重了，实在救不了，在山东的医院去世了。听说那个时候按照那里的规定，在医院里面走的是不能再转运了的，但是不知道他的他的家人走了什么关系，又雇了一辆车把他运回到这里下葬，花了好几万块钱”——中国社会的乡土性使得人们总是在遗留之时渴望回到自己的家乡。当地还严格区分死者的死亡地点，若是在家中去世，则通常在门厅停丧；若死者在外去世（如意外死亡或是在医院中去世），则不能再转运进家中，而是需要在房外另找地点停丧供亲友吊唁送别。归家又一定的期限限制，当地讲究“阴阳不能混住”，死者的遗体（包括火化后的骨灰）不能长时间留在家中，否则就会使家里“阴气聚集”，影响家族的运势。
亲人临终时在身边照料，并在去世后为死者办理丧事即为送终。在亲朋身体较差，生命结束前几天之时，较为亲密的亲朋好友通常会来到死者身边，倾听其临终遗言或默默陪伴，在死者身边与其做最后一次聚集会面。在死者临死时，亲朋们必须将其从房间中的床铺移至外厅地下——在床上断气是不吉利的象征，同时也会因避讳而影响房间的后续使用。在死者断气后，要为其烧香、洗身、剃头，穿戴上全新的白布、寿衣、寿鞋、寿帽并装殓入棺。死者去世后，要向有关的亲朋好友发布死者的死讯，并将死者遗体转运到祠堂内内供外家来人看视，同死者做最后的告别，此程序持续一到两天后，死者家属方才为棺木下钉。棺木下钉后并不立即下葬，需要在家内或特定场所停丧满三天，在此期间需要请师公（当地的道士）来为死者“唱道”，内容多为述说死者一生的艰辛与优良的德行，以及祈求死者安然离去、来世转生等内容。在仪式进行期间，族内人还会出祠堂放炮，通常为三响，意在告知上天有人离世。
出殡的程序在当地叫做“出山”，意为将死者送到山中埋葬。人们对葬礼的出席十分看重，常有“生死不来情义断”的说法。参与者在当地通向城外山中的道路集合，一路敲锣、鸣奏唢呐，并在沿途抛洒纸钱。棺木由壮年男子抬至山中，俗称“抬八仙”，由族内16名男子轮换。下葬前，主家要先请风水先生选好坟墓的选址，要谨慎选择坟墓朝向。埋葬完毕，死者家属要设置酒席招待前来送葬、吊唁的宾客，以及需要用柚子叶煮水洗手洗脸以消晦气。宾客进各自家门前需要点燃报纸等物品并跨过火焰，防止将不祥带回自己家中。死者生前所用的日常用品、铺盖、衣物等在葬礼结束后会被家人收拾整理并全部丢弃，确实贵重的要露天打霜7天后方可取回。
当地人对于死者的遗体处理有两道程序，一是以棺材为容器的初次葬，二是以瓦罐等为容器的二次葬。由于当地气候潮湿，全年平均气温较高，虫蚁较多，死者遗体不能长时间保存，通常在特定场所停丧三天后就会将死者下葬。待遗体的软组织在土中腐烂消失，通常在三年后进行二次葬仪式，其被当地人成为“捡金”，将死者遗骨成为“金”以示对长辈亲人的尊重。该仪式在当地受到较大的重视。仪式举行前，需要请当地的风水先生与家族成员酌定举行仪式的时间，以及将家族成员的生辰八字与死者进行对照，若有冲突需要回避。拾骨是二次葬的第一道程序，在燃香后由亲人破土，按顺序拾起骨骸并进行擦拭，随后按照人体骨架结构顺序自下而上放入金坛内部。第二个程序是下葬。二次葬选址为死者的最终安葬地，因此择地十分讲究，往往要经过仔细考量、比较，选择风水宝地安葬死者，以使灵魂安息，护佑子孙后代福祉——由于对安葬地点的山川走向、阴阳布局等有许多讲究，在县域内的许多山地形成了许多集中安葬的地区。
在当地人心中，死者在冥间过着与生者一样的生活，作为同族亲人，其有义务为长辈的死后的的生活提供更好的条件，此种观念深刻影响了当地的殡葬实践，仪式中处处蕴含着“生”的色彩。在仪式中进行的法事，当地称为“做道”，象征着将逝者从人间送往祖灵的全过程。于当地人的想象中，逝者从阳间前往引荐的道路是黑暗艰险的，需要族人们帮助逝者，为其击打途中所遇的恶犬妖魔，鼓励其大胆地向前。逝者遗体抬离祠堂前，道师会在此台外摆上纸质住宅模型，同时吟唱道：“这里有房子、锅、碗之类的用具，也已经有粮食了，以后你在下面就自己煮吃，自己照顾自己了……”（当地村民转述）。最后，二次葬被视为死者迁入新的阴宅，与生者的迁新居相照应；墓碑上细致地记载死者的生辰八字、在家族中的辈分等；坟墓的常见样式为圆形或三角尖顶，并以石碑作门，包含了生者住宅的某些元素。在清明等重要节气的祭拜中，人们也遵循着与先人特定的交流程序。最开始，众人在坟前燃香，意为告诉、呼唤祖先与前来祭拜的后人见面、享用贡品。贡品分为摆贡与焚烧两种：摆贡的贡品为生人的食物，例如糯米饭、熟鸡、猪肉等，后人还需逐个为死者添酒，伺候其享用佳肴；焚烧的物品多种多样，既有传统的纸钱，也有纸质的各种生活用品等，正如一位村民在访谈中所说“我们就是想让祖先过点好日子，让他在地下吃得好，有钱花，有房子住”。
先人在当地的生者心中是复杂的存在，祖先们不死的灵魂寄托着后人的怀念、敬畏与期待，无时无刻不影响着当地人的日常生活。在交流中，许多老人会谈起祖先对其的托梦，以及化身蝴蝶等回到家中探望后人的等情形，而对于中年人来说，在接受的知识使他们认为这些观点是封建迷信的、落后的，但在日常生活中，多数人更愿意遵循传统，秉承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观念。祖先崇拜也具有一定的功利倾向：一方面，他们希望死者能够安心离去，认为若未将离去亲人的遗体安置好或履行祭拜的义务，先祖的灵魂就不能顺利到达祖灵之处进而转生，也由可能作祟于后人，为其带来霉运；另一方面，死者的灵魂承载着后人的美好愿望，在当地人心中，良好的仪式履行可以使祖先庇护后代，在人们在生活中遇到不顺之事时，也会向祖先祭拜进以请求保佑。所以在当地的殡葬仪式中，“利生”是贯穿始终的目的，在人们的潜层意识中，死亡仪式决定了先人的来世之生与子孙后代的盛衰兴亡。[2]先人作为当地人认知中的未知力量，对于维持当地的殡葬习俗起到了重要作用。即使面对着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以及唯物思想的广泛传播，人们依旧保留着对祖先灵魂的信仰与敬畏，“迷信迷信，不能迷，但是信还是要信一点的”。
在中国广泛传播的“死者为大”思想深刻影响了当地殡葬实践。在此次所观察的葬礼中，逝者享年101岁，为周边若干村屯最为长寿的老人，因此人们称此丧事为“喜丧”。其一生为人亲善慷慨、乐于助人；作为德高望重者，他在调解村民纠纷、评理解决问题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村民整体对其评价较高。按村中惯例，逝者去世是为农历十二月二十九，正处于新年来临之时，不应当再在村内发办丧事，而是需要抓紧时间下葬。但由于其特殊的地位，族内人仍希望为其做完整的丧葬仪式，于是暂时保存遗体于祠堂侧屋之中，待农历正月初三方才举办丧事。因此，葬礼并非仅作为惯例而存在，在村庄中，它体现出对于逝者的评价与情感表达。同时，人们在葬礼中还需要考量葬礼的展示功能。由于逝者仅有二女，治丧小组告知宗族村民们：“明天我们蔡家的能去送的尽量去送出山”，一位村民也向我解释了理由：因为逝者没有儿子，如果明天去送的人太少，会使其他人认为宗族“绝后”了，面子上过不去。
综上，殡葬仪式承载着人们的多重价值追求，使其在村庄中代代相传，经久不衰。而上述的价值观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政府建构的改革正当性：人民与现代化。在村民们看来，选择丧葬方式是自我的权利，强迫进行火葬是政府对于民众生活的过多干涉。成本方面上，政府长期宣传的厚养薄葬观念并没有得到认可，一场隆重的葬礼寄托着儿女的恩情、族人的敬重等，成为复杂的情绪集合体，纵使举行一次葬礼通常要花费数万元不等，治丧具体工作也需要数十人方能完成）人们愿意为其付出钱财、劳累，只期望逝者能够安心离去。环境保护方面上，村庄周围广阔的土地使其并未具有土地浪费的隐忧，人们可以相对自由地选择埋葬逝者地点。老人们并不忌讳谈论自己的死亡，常常会提前若干年选好自己的墓地，逝者家属与土地承包者商量之后，承包人通常也会同意；也有村民将逝者葬于房前屋后，当地人也早就习惯了与坟墓共处，并未对此表示反对。按村民的话说：“谁家都有这么一天”，在对于死亡的平等认知中，殡葬改革中的土地问题被搁置了。至于所谓的遗体污染环境，村民们尚不会去阅读相关的研究，自然也无法与之产生同理之心。在上述价值的消解之下，有关殡葬管理的法律文件也仅剩工具之外表，民众的顺应并未处出于价值认同而是对不利后果的恐惧。在访谈的过程中，我们还发现，当地村民对殡葬改革这一概念的认知几乎空白，在当今我国火葬率已然过半的情况下，其在改革滞后地区的宣传基本毫无成效。一方面，人们若非必要，在日常生活中并不会讨论葬礼、葬式的变更；另一方面，在确认与接受逝者离去的同时，人们也会从内心释放出悲伤情绪[2]，在此时强行推行改革更是不得人心。乡村的殡葬叙事与政府建构出的改革正当性之间的冲突，使得人们不能充分理解殡葬改革的意涵所在，反而对其示以排斥与反感，这是殡葬改革在乡村中推行遇阻的深层次原因。
参考文献
- 郭于华.《死的困扰与生的执着——中国民间丧葬仪礼与传统生死观》[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100
- 李朝旭，韩洋，高伟伟等.中国传统殡葬习俗的宗教心理疗愈意义[J].宗教心理学，2018（00）：260-2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