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土增绿，江南点金——“碳信护河”队实践纪实

　　这个暑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碳信护河”实践队赴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黄湖镇青山村和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右卫镇头水泉村开展实地调研。团队聚焦国内首个村级水源地生态慈善信托“善水基金”和水土保持的典范“右玉模板”，通过运营负责人访谈、参观展览馆、项目资料查阅等多种形式，深入挖掘生态治理和生态补偿的基层实践经验，以法学专业视角探寻生态保护长效机制的法治优化路径。

　　位于青山村的龙坞水库自1981年建成起，便是周边数千村民的饮用水源地。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库区上游2600亩汇水区内1600亩毛竹林的粗放经营模式，让化肥、除草剂随径流渗入水体，氮磷指标持续超标，水质一度跌落至Ⅲ-Ⅳ类，直接威胁村民饮水安全。由于水源地周边山林均为村民承包地，单纯的行政管控与宣传劝导难以平衡生态保护与农户收益，“管得住人、稳不住收入”的矛盾长期存在，传统财政补偿模式也面临资金总量有限、监管成本偏高、长效性不足的瓶颈，小水源地治理一度陷入循环往复的困境。

　　(治理好的龙坞水库)

　　2014年起，在当地政府对接下，大自然保护协会联合万向信托、阿里公益基金会等主体进驻青山村，以公共信托理论为法理基础，借鉴国际成熟水基金模式，以此破解水源治理困局。2015年，“善水基金”正式落地，一场以制度创新激活生态价值的基层实践就此开启。

　　调研期间，实践队与青山村强村公司运营负责人开展深度访谈，围绕项目落地历程、基层动员经验、产业反哺机制、社区共识培育等核心内容交流探讨;结合一线受访信息系统梳理出善水基金“产权集中—资金闭环—多方共治”的完整运行逻辑：

　　财产权信托是模式的底层基础。农户将林地承包经营权以财产权信托方式委托给基金统一管理，项目初期历经半年逐户沟通，完成首批村民的林地流转签约，后续逐步扩容至千亩规模。强村公司负责人在采访中提到，起步阶段最大的挑战是信任，因为村民对社会力量参与的公益信托十分陌生。团队没有急于推进签约，而是先和村民一同开展河道管护、社区活动，让大家直观看到项目落地的实效。信托到期后还可按份额参与分红，村民也从“被管理者”转变为“信托投资者”。

　　慈善信托筑牢了资金的公益属性。社会捐赠、政府配套、产业反哺三类资金全部纳入专户管理，专款专用保障资金全部流向水源保护、生态补偿与管护运营。项目以33万元公益捐赠为种子资金起步，逐步搭建起多元资金供给渠道，其中“自然好邻居”计划已吸纳70余户经营主体参与，商户按约定比例将营收反哺基金，形成“生态改善—产业发展—反哺保护”的内生循环。

　　从龙坞水库的碧波荡漾到青山村的生机盎然，善水基金以信托机制为纽带，连通了生态保护与民生福祉，为市场化生态补偿写下了生动的基层注脚。

　　(上世纪中叶的右玉县)

　　位于山西朔州的右玉县，位于毛乌素沙漠的风口地带，8级以上大风天年均长约3个月，无霜期不足100天。新中国成立之初，土地沙化面积高达76%。风成灾，沙成患，非旱即涝，生存环境恶劣。

　　在与右玉县政府相关负责工作人员的访谈中，队员了解到：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首任右玉县领导班子就通过全程考察、问计于民，探寻治理风沙的办法，干部群众集思广益，通过挖鱼鳞坑解决缺水问题，通过截枝扦插解决缺苗问题，终于在1983年，实现绿化率达到37.5%，位居全省第一。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代，在市场经济大背景下，右玉并没有为了追逐经济利益而盲目改变产业政策、猛然转向开采煤矿资源，而是保持战略定力，制定了“种草种树，发展畜牧，促进农副，尽快致富”的农业发展思路，同时规划了农林水全面治理工程，又营建造林基地，最大程度地巩固和发展了过往的治完理成果，提前布局新型煤电能源、绿色生态畜牧、特色生态旅游“三大基地”，同时不断善植树造林体制机制，将造林从义务性行为向产业化、专业化方向转变。

　　(今天的右玉)

　　党的十八大以来，右玉依托绿色资源，全速发展全城旅游，持续推进生态文化旅游示范区建设，大力发展绿色产业，接连落地一批绿色项目，有机认证和无公害认证产品日渐丰富，小杂粮等特色产业日渐壮大。

　　除在县城访谈外，队员还前往右卫镇头水泉村，实地查看当年“三战黄沙洼“的治理成果，并参观右林苗木责任有限公司，对苗圃的培育、林木的护理有了更全面的认识。

　　本次暑期，实践团以文字记录、影像拍摄留存一手调研资料，从市场化生态信托实践、荒漠化治理补偿实践两个维度，系统梳理两地生态治理的实践路径，对比研究不同地域下生态保护机制的运行逻辑。实地走访让队员跳出书本理论框架，真切触摸生态保护落地过程中的现实困境与基层创新探索。队员在调研中体会到，无论是依托慈善信托实现水源地保护的创新尝试，还是代代接续的黄土高原治沙事业，本质都在探索生态权益如何合理分配，最终总结出了不同地域生态价值转化与利益协调的本土实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