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夜里十点,阶梯教室的灯光像被稀释的牛奶,柔和却带着重量。我摊开笔记本,屏幕里的老师正在讲“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那一刻,窗外的银杏叶刚落,金黄得像被谁打翻的颜料。我忽然意识到:叶子不是因风而落,而是因季节——物质世界的规律先于心绪。我的焦虑、迟疑、对不确定未来的种种想象,不过是意识在“物质条件”这块土壤上长出的枝桠;若想让枝桠不疯长,得先松土、浇水、对准光。
二
第二次课,老师引用了马克思《手稿》里的一句话:“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我把“尺度”圈了又圈。回宿舍的路上,路灯把影子拉长又压扁,像工厂里被锻打的铁。我第一次明白:所谓自律,并非用意志硬撑,而是为自己设定“内在的尺度”——让一天的 24 小时成为可以“再生产”自己的原料,而非被异化为“时间碎片”。于是我把闹钟设在清晨 6:20,让第一缕阳光成为我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三
讲到“剩余价值”的那晚,教室里有了小小的骚动。手机屏幕不断亮起外卖、拼单、直播推送。我想起自己在便利店打工时,时薪 16 元,而货架上的一杯咖啡 18 元;我的 45 分钟刚好换不来那杯咖啡。马克思说劳动力是特殊商品,它的使用价值能够创造大于自身价值的价值。于是我在笔记本上写下:真正的“上岸”不是逃离剥削,而是让“自我增殖”发生在学习、思考、健康这些不能被任何平台量化的领域。
四
“真理是具体的”——这句话听上去像老生常谈,却在我复习《资本论》第三卷时突然显影。那天自习室空调坏了,汗珠滴在纸上,洇开了墨迹。我烦躁地合上书本,却发现扉页上老师写的批注:真理不是在云端俯视,而是在每一滴汗水的折射里。于是我把电扇关掉,让汗水继续流;原来“具体”就是此刻 32℃ 的室温、48 页笔记、还有一颗愿意继续钻研的心。
五
最令我震动的是“否定之否定”。几天前,我模拟考失利,最终成绩只有预期的百分之七十五,自我怀疑像潮水漫过脚踝。老师却在答疑时说:失败不是终点,而是旧知识被扬弃的“第一个否定”;唯有经过自我批判,才能抵达更高阶段的“肯定”。
六
结课那天,老师放了一张幻灯片:马克思 17 岁时的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最后一行字在黑底上跳动——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幸福就会降临。”
灯光亮起,我看见前排女孩的笔记本也写着同一句话。她回头冲我笑,那一刻我懂了:马克思主义并非高悬庙堂的宏大叙事,而是让两个陌生人在同一束光里相互确认的“共同尺度”。
如今备考的深夜,我仍会在草稿纸上默写“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写完后抬头,自习室的玻璃窗映出我的脸,像映在一片深夜的海。海面下有暗流,也有灯塔;灯塔的光不来自彼岸,而来自此刻我手里的笔、桌上的书、以及所有写满笔记的纸页。
原来,马克思主义给我的最大礼物,不是现成的答案,而是一把可以不断校准自身坐标的星图。在星图的指引下,我不再惧怕迷路——每一次矛盾的出现,每一次否定的发生,都是新的坐标点在生成。而我,正提着微弱却坚定的灯,沿着这些点,慢慢走向更辽阔的海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