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鉴学派六十年发展的回顾与反思——读《法国史学革命》

　　彼得·伯克的《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于1990年由英国剑桥Policy出版社出版。该书作者彼得·伯克是当代最为著名的英国新文化史学家之一，研究领域为西方史学思想和欧洲文化史，其学术研究沟通了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为文化史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在书中，他用比较平实的语言，按时间顺序详细阐述了法国年鉴学派从1929年创办到1989年间的发展历程，也是关于20世纪史学变革的反思。是史学界介绍评鉴年鉴学派不可或缺的书目之一。
　　年鉴学派的产生和当时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20世纪初，传统的历史学仍然主要关注政治和战争，以编年叙述为主。这种方式逐渐跟不上时代需求，一战及其后续的经济大萧条引发了信仰危机，历史学家开始思考：历史到底应该研究什么？历史的背后是否还有更深层的因素在起作用？
　　在这一背景下，1929年马克·布洛赫与吕西安·费弗尔创办了《经济社会史年鉴》杂志，这标志着年鉴学派的正式诞生。他们明确提出，历史学应突破与社会科学的隔阂，将经济、社会、心理、地理等多种因素纳入历史研究，打破原本单一的政治史叙述，注重总体史。比如布洛赫的《国王的触摸》就研究了国王治病仪式背后的政治与信仰问题；费弗尔的《16世纪的不信教问题》则关注16世纪的宗教观念，融入了宗教学、心理学以及语言学的分析方法，为年鉴学派对总体史的研究提供了范例。他们用跨学科的方式，让历史研究更加丰富和全面。
　　不过他们当时也受到不少质疑。许多传统史学家认为，历史的核心应当还是政治事件，而年鉴学派的研究方法太过发散。但正是这种发散，让历史学走出了政治事件的局限，开始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经济状况与精神世界，使历史更贴近真实的人类生活。
　　年鉴学派的第二阶段在费尔南·布罗代尔的领导下达到鼎盛。第二代学者继承了第一代学者的衣钵并发展，有“结构”和“局势”的概念，对总体史的研究也更加深入。
　　布罗代尔的代表作《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用“长时段”视角来研究历史，把地理环境、经济、社会结构和政治事件分层次地呈现出来。年鉴学派也倡导要通过模式的归纳对社会结构进行分析，这其中会大量运用数学工具和计量分析，因而诞生了计量史学方法，加强了历史研究的科学性。
　　布罗代尔认为，历史不能只关注那些短暂的政治事件，而要看到背后深层的社会结构和经济逻辑。历史研究不应只关注帝王将相，普通人的生活、经济活动、社会心态同样重要。当然这也面临一定批评。学界指出，过度强调社会结构，容易忽视历史中的偶然性、个体能动性，使历史研究陷入机械论的困境。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年鉴学派第三代学者如雅克·勒高夫、乔治·杜比、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等人兴起，他们将研究重点转向精神世界与文化观念，推动心态史与微观史的发展。杜比在《三个等级》中分析了中世纪等级制度中的心态结构，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则通过对一座小山村的详细考察，反映了中世纪法国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与文化认知。这种微观史研究强调个体经验、地方性知识与文化细节，使历史研究更细腻生动。然而，第三阶段的发展也伴随着“史学危机”的出现。随着计量史学与结构史遭遇质疑，年鉴学派的地位逐渐削弱，叙事史学与新文化史重新兴起，历史研究呈现出碎片化、多元化的局面。
　　年鉴学派无疑拓展了历史研究的范围，丰富了方法和对象。其中长时段的视角、跨学科的融合、心态史和微观史研究等，都极大地推动了历史学的发展。正如伯克在书中所强调的，年鉴学派的贡献在于推动历史学不断反思自身边界，寻求与社会科学更为深入的对话与融合。伯克亦对年鉴学派的发展局限提出了冷静反思——年鉴学派长期聚焦于法国及近代早期，面对全球史、跨文化交流与记忆研究等新兴议题时显得应对不足。
　　略微可惜的是，本书并未充分探讨年鉴学派与社会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一战打击了西方人的乐观主义心理和对进步与理性的信仰，于是，历史学家们开始注意研究战争的根源，逐步扩大对史学的关注范围。接着，经济大危机带来的恐慌进一步推动人文学者、社会科学家们去反思旧的研究范式，开始重新出现进行跨学科、综合性研究的意识。应该讲，这些社会的变动，作为外部因素，都刺激着史学家对史学的反思，也推动了年鉴学派的发展。伯克在书中虽有所提及，但相关分析较为简略，未能全面揭示时代语境对年鉴学派发展的深远影响。
　　本书语言学术性强，用词简洁但逻辑性强，结构清晰。对我个人而言，由于对许多术语和当时的历史背景较为陌生，阅读起来略微吃力，需要仔细理解简洁用语背后的逻辑，可惜最终还是对第三代学者的部分有些云里雾里。其中，我比较感兴趣的是伯克讨论了学术政治与知识权力的复杂关系。伯克指出，年鉴学派的壮大并不只是学术上的成功，也和学术资源、职位分配等现实权力运作有关。此前我并没有注意过这之间的联系。书中说到，布罗代尔等人掌握了重要的职位和出版平台，他们夺取出版、传媒阵地，并以此作为学术打压和扩张的得力手段。“他们身居要职，大权在握：哪些著作能够出版，哪些著作要打入冷宫全由他们定夺。……从研究实验室到发行渠道，法国的史学生产几乎都被年鉴学派所垄断。”年鉴学派原本是为了反对传统事件史体系而出现的，但随着时间发展，它自身也形成了新的权威体系。历史和权力向来密切相关，学术研究往往也和社会权力结构有着联系，几乎所有的学术创新都离不开一定的权力博弈。权力的介入未必全是负面，它有时也能集中资源，促进学术发展，但这种集中如果缺乏反思与限制，也容易走向封闭与垄断，限制学术的创新与发展。
　　总而言之，此书中伯克用局外人的视角，冷静地回顾了年鉴学派六十年的发展。正如布洛赫说过：“历史学家的职责，是去理解曾经真实存在的人。”学习历史，既需要从整体去把握社会结构的变迁，也需要从微观去理解个体命运的流动。年鉴学派正是在事件与结构、个体与集体、政治与学术的互动中，探索着人与人类社会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