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夏天,五名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学生带着“倒逼与蜕变”这个题目,走进律师事务所、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产业园区,想弄清一件事:入世25年后,中国企业面对海外知识产权风险,究竟有没有真正“蜕变”?
从律师的案头问起
7月,团队先对天津、上海两位涉外知识产权律师做了访谈。律师们谈到,越来越多企业委托的内容,正从“官司怎么打”扩展到“制度怎么建”。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企业虽有制度文本,却没有与业务流程真正衔接:职务发明与合作研发中的权属约定不清、研发过程证据留存不规范,这些问题在国内经营时往往不显现,一旦进入海外市场遭遇争议,便会转化为举证困难。

杭州一天,对照“需求”与“供给”
7月25日,团队上午走访杭州智慧e谷,下午走访杭州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团队了解到,杭州把专利快速预审与维权援助放在同一服务窗口之下,企业不必在不同机构之间反复奔走。而在园区内,部分中小科技企业能清楚说出专利申请数量,却难以回答研发记录如何保存、与合作方的权属如何约定等更基础的问题。


上海收官:开放日里的企业提问
8月7日,团队走访上海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了解其集快速确权与快速维权于一体的一站式服务,以及海外风险检索与监测预警、海外维权资源对接等做法。当天下午,团队以公众身份参加黄浦区知识产权局政府开放日活动。现场企业代表的提问集中在三类:该到哪里申请、找谁办理;自己的产品在某国是否已被抢注;收到境外通知函后第一步该做什么。团队由此发现,企业对信息与流程指引的需求,远大于对实体法解释的需求。


三个发现,两道缝隙
综合各方访谈,团队形成三点判断:企业端正由“纠纷后解决”转向“入市前识别”,政府端正由窗口受理转向主动预警,律所端正由单一案件代理转向跨法域综合服务。三者相互依赖、不可替代,但仍存在“知晓缝隙”和“成本缝隙”,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缺席应诉率在下降,永久禁令的比例却依然居高。
把课堂放回现场
一个多月里,团队经历了从文献梳理、提纲设计、访谈实施到材料编码、交叉验证的完整研究训练。团队坦言,调研样本以东部地区为主、直接受访的出海企业偏少,后续计划设计面向跨境卖家的问卷,并纳入中西部城市做对比观察。
指导教师夏玮,团队成员姚雨欣(负责人)、彭梦媛、翁常赢、熊晓迪、胡嘉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