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村长”入乡普法，精准滴灌守护乡村平安—贵州大学法学团队开展帮信罪专项普法实践

为深入推进基层法治建设，助力乡村振兴落地见效，贵州大学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团队依托“博士村长”实践平台，组织开展“普法黔行守底线，严防帮信护民安”帮信罪防犯普法专项实践。团队扎根贵州黔南罗甸县斛兴街道城北社区、贵阳市花溪区石板镇镇山村两类典型乡村场域，以“调研—服务—建设”三位一体模式，把专业法律知识送到田间地头，破解农村群体对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认知薄弱难题，探索高校法学学子服务基层治理的新路径。

随着数字支付、智能手机在乡村快速普及，电信网络诈骗及其上下游犯罪持续向农村渗透。其中，出售、出租、出借银行卡、电话卡、微信与支付宝账号的帮信罪，成为农村群众极易触碰、却普遍缺乏认知的一类新型犯罪。犯罪团伙利用“高价收卡”“刷单跑分，日赚数百”“租用收款码走流水”等话术，瞄准经济压力较大的留守妇女、务工返乡青年、待业群体实施诱导；留守老人虽较少主动涉案，却容易在熟人介绍的包装之下，无意间成为亲友涉案的协助者。帮信罪这种“帮助型”犯罪特征，与村民日常行为高度贴近，也成为本次专项普法的切入点。

为做到精准普法，团队先行摸底调研，设计通俗易懂的“帮信罪认知调查问卷”，围绕群众对帮信罪知晓率、两卡流转风险、法律后果认知、信息获取渠道、普法偏好等20个问题，通过入户走访、现场问卷的方式，在城北社区、镇山村开展实地摸排。城北社区属于城郊融合社区，务工返乡青年、留守群体集中；镇山村是旅游型村落，人员流动频繁，商户、外来租户较多。两类点位的对照调研，帮助团队识别不同乡村场景下的风险差异。本次调研累计发放问卷50余份，有效回收36份。调研结果显示，群众文化程度与帮信罪知晓度呈正相关，初中及以下学历群体认知水平偏低；老年群体对新型网络犯罪认知最为薄弱；务工返乡青年、待业青年是“两卡”出售、跑分兼职的重点诱惑对象，法律认知与行为选择之间存在突出的“知行落差”。

基于调研掌握的风险特征，团队摒弃单向灌输式宣传，构建线上广覆盖、线下深触达的普法传播体系，实施差异化精准普法供给。团队协助社区、村集体培育本土“法律明白人”骨干，依托村级微信群、村村响应急广播搭建常态化预警答疑渠道，向村民普及全国反诈专线96110的功能与拨打方式。宣讲内容严格依据《刑法》第287条之二、两高帮信罪司法解释、《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等权威规范，清晰辨析帮信罪与诈骗罪共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妨害信用卡管理罪等关联罪名的边界，保证普法内容严谨准确，避免误导群众。

针对不同人群，团队定制适配化普法方案。在城北社区，面向留守老人，采用方言宣讲、实物展示、亲属转告的适老化策略，将“不卖卡、不借卡、不帮转账”标语印制在环保袋、围裙等生活用品上，打造可触摸、看得见的普法提示，借助亲属网络实现二次传播，打通老年“信息孤岛”的普法通道。针对务工返乡青年、待业青年，重点拆解“跑分兼职”的刑事性质，破除“跑分只是兼职赚钱”的认知误区，引导青年识别可疑兼职群组，主动远离涉卡涉账风险。面向村落商户，则重点讲解收款码、支付账号“隐性出租”的迷惑性风险，提醒商户拒绝租借收款码，留存相关证据。

本次实践创新将移动普法与手机、账号安全体检相结合，打破村民对陌生普法宣传的戒备心理，相比传统摆摊宣传，普法触达效率显著提升。项目累计服务村民50余人次，开展手机与账号安全体检30余次。经过普法宣讲，村民对“卖卡即犯罪”“跑分不是兼职，是刑事犯罪”“出借账号存在法律风险”“熟人介绍同样可能违法”等核心要点认知明显提升。多名接触过收卡、跑分信息的村民，听完普法后主动拒绝邀约，退出相关微信群、删除可疑软件，主动向村干部和团队核实线索，现场化解潜在“卖卡”“跑分”风险3起。

实践过程中，普法实现从认知改变到行为转变，构建起“认知—态度—行为”的正向转化链条，跳出“听完就忘”的单向宣传困境，达成“听得懂、用得上、传得开”的基层普法目标。村民不再只是被动听讲，而是主动识别风险线索、上报可疑信息，印证了以即时法律服务建立群众信任的实践路径。

项目将帮信罪专项普法嵌入乡村振兴与基层法治建设政策框架。对照《乡村振兴促进法》中加强农村法治宣传教育的要求，团队入户走访、方言宣讲，把法治服务送到重点群体身边；依据《乡村“法律明白人”培养工作规范（2022）》，协助村社遴选、培育本土法治骨干，让本地“法律明白人”成为熟人社会里可信的法治信息节点，让国家基层法治政策在乡村落地，也为后续常态化普法留下可持续的本土载体。

本次“博士村长”帮信罪普法实践，以法学专业力量扎根乡土，把法律条文转化为群众听得懂、能践行的乡土法治实践，取得阶段性成效。实践证明，基层法治制度供给，必须搭配精准滴灌式的普法服务，才能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法学教育只有扎根大地、服务群众，才能彰显时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