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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乡村视域下乡村职业经理人品牌传播困境 及优化路径研究报告 ——基于杭州三个数字乡村的实证分析

    发布时间:2026-11-18 阅读:
    来源:浙江工商大学未来传播学院青聚乡耘实践团
摘要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纵深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全面铺开,乡村职业经理人(乡村CEO)逐步成为乡村品牌运营与市场对接的核心执行主体。本研究在浙江省范围内选取杭州市余杭区紫荆村、枫岭村、萧山区谢径安·传化农创村三个典型数字乡村,梳理当前乡村品牌传播面临的人才短缺、叙事同质化、技术短板、主体协同不畅四类困境。针对这些困境,文章提出乡村品牌传播的可行优化路径,包括搭建多元化叙事共生体系、构建精准化的技术共生体系、构建制度化的政治业务共生体系、构建网络化人才共生体系等。这些路径旨在通过多元化的方法,提升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为乡村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关键词

数字乡村;乡村职业经理人;品牌传播;品牌传播困境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数字乡村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也是数字技术赋能乡村产业、文化、治理全面升级的系统性工程。为适配数字乡村建设的市场化发展需求,乡村职业经理人制度应运而生,乡村CEO作为专职化、专业化的乡村运营人才,是连接乡村本土资源与外部消费市场、落地数字乡村品牌建设工作的关键基层执行力量。

品牌化发展是乡村产业提质增效、乡土资源实现价值增值的核心路径。当前乡村品牌传播受人才供给、内容生产、技术应用、主体协同等多重现实掣肘,传播效能尚未得到充分释放。既有研究多从宏观产业视角探讨乡村品牌建设,基于多案例实地调研的微观研究相对不足。基于此,本文以杭州三村为样本,剖析数字乡村视域下乡村CEO的品牌传播困境,针对性地提出优化路径

(二)研究问题本研究围绕一个核心问题展开:不同嵌入类型的乡村CEO,在品牌传播中面临哪些不同困境,应如何提出分类优化路径?

具体包括:

1.三个村庄的乡村CEO分别属于什么类型?

2.不同类型的CEO在品牌传播中面临哪些差异化困境?

3.这些困境是个人能力不足,还是与村庄社会关系、组织制度和产业基础有关?

4.针对不同类型的品牌传播困境,应如何提出可操作的优化路径?

(三)研究对象本研究采用目的性案例选择方法,没有将三个村庄视为杭州所有乡村的代表样本,而是有意选择在产业资源、职业经理人来源和组织运营方式上存在差异的案例进行比较。

  村庄 相同点 不同点 紫荆村 1.都具有一定的乡村产业或文化资源;

2.都开展过乡村品牌传播、文化展示、研学活动或项目运营;

3.都存在乡村职业经理人、乡村运营团队或类似运营主体;

4.都面临如何将乡村资源转化为品牌传播和实际收益的问题。 紫荆村更突出本土产业文化和熟人社会网络 枫岭村 枫岭村更突出公开选聘、专业运营和市场化对接 谢径安·传化农创村 谢径安·传化农创村更突出村企合作、青年创客、多主体参与和平台化运营 因此,选择三个村庄的目的,是通过比较不同嵌入类型,分析乡村职业经理人品牌传播困境产生的不同原因。 (四)研究设计

(四)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1.研究思路

实践以“青年视角下的乡音叙事:科技助力乡村品牌建设”为主题,实践周期为2026年4月至2026年9月,选取杭州市余杭区紫荆村、余杭区枫岭村、萧山区谢径安・传化农创村三个典型数字乡村作为研究与实践场域,三个样本分别对应本土内生型、外部选聘型、平台联建型三类乡村职业经理人模式,具有典型的类型代表性。

本研究综合运用参与式观察、问卷分析、深度访谈等方法,实地调研杭州三村乡村品牌传播现状,挖掘乡村CEO面临的现实困境,探寻优化路径。研究成果可丰富相关乡村品牌传播的实地调研资料,为乡村品牌传播提供实践参考,响应“千万工程”建设要求,助力乡村振兴。


(1)参与式观察

本研究采用参与式观察,团队成员以“乡村CEO助理”和“乡村运营协助者”身份进入现场,参与部分实际工作。团队主要参与和观察了三类内容。

第一,参与村庄资源和产业走访。团队走访竹笛生产作坊、茶产业点位、非遗馆、共富工坊、农旅项目和展示空间,了解乡村资源如何被展示、讲解和传播。观察发现:有些村庄资源很多,但没有形成统一内容表达;有些产业有特色,但外部受众并不了解;有些展示空间有设备和展板,但缺少持续更新;有些项目能吸引团队参观,却难以形成长期消费。

第二,参与宣传拍摄与内容制作。团队协助拍摄村庄产业、人物故事、活动现场和乡村环境,尝试将资源转化为短视频、推文和直播内容。过程中发现,乡村品牌传播不是“拍得好看”这么简单:村民是否愿意出镜、产业故事能否讲清楚、现场是否具备拍摄条件、产品是否有统一包装、内容是否有后续销售承接、发布后是否有人跟进咨询,都会影响传播效果。

第三,参与乡村活动和运营协助。团队参与部分直播、接待、活动记录和现场协助,观察CEO如何在不同主体之间协调。实发现,CEO往往同时处理活动安排、村民沟通、场地协调、项目审批、物料准备、产品销售、拍摄宣传和游客接待等多项事宜。传播工作经常受到人员、时间和资金的挤压。

(2)深度访谈

团队根据参与式观察中发现的问题,选择不同类型访谈对象。调研中,团队在紫荆村走访时了解到村民丁师傅与乡村CEO有合作关系,于是对丁师傅进行了深度访谈;随后又访谈了本土运营负责人、外聘CEO、村干部、妇联负责人、非遗馆主理人和共富工坊负责人。访谈重点包括:CEO来源和任职方式;CEO与村两委、村民、企业关系;品牌传播内容和渠道;村民参与和收益情况;产业和产品市场转化;传播困难与制度约束。

访谈对象匿名化如下: 编号 所在区域 身份类型 访谈重点 A 紫荆村片区 本土乡村运营负责人 本土文化传播、人才、渠道和资源转译 B 紫荆村片区 竹笛生产者、村民、活动合作方 CEO项目对产业从业者的实际影响 C 枫岭村片区 外聘乡村CEO 跨村运营、产品市场、审批和人员压力 D 枫岭村片区 资深乡村CEO 村两委协同、市场营销和乡村运营 E 杭州样本村 村干部 土地、资产、产业项目和政策落地 F 谢径安·传化农创村 村干部、妇联相关负责人 前任CEO、村企合作和村民参与 G 谢径安·传化农创村 非遗馆主理人 文创、非遗活动和村民就业 H 谢径安·传化农创村 共富工坊负责人 共富工坊、村民参与和收入渠道 (3)问卷调查

问卷主要用于了解村民和基层主体对乡村品牌传播的感知,内容包括:是否了解乡村CEO;是否看过相关短视频、直播和线上宣传;对品牌传播效果评价;对内容本土化、差异化评价;对CEO能力信任;对沟通、收益分配、人才、资金、技术和基础设施的判断。

本次调查原计划接触约200名受访者。调查中发现,大量村民并不了解“乡村CEO”这一概念,也没有接触过CEO主导的品牌传播内容。最终,154名受访者表示不了解乡村CEO或未接触相关传播,46份能够完成核心题项的问卷作为辅助分析样本。大多数村民对乡村CEO的不了解说明乡村CEO可能已经在开展传播,但其身份、职责和传播行为还没有充分进入村民认知。

46份有效问卷中,受访者身份包括普通村民、村两委干部、村内商户或乡贤等。由于部分受访者存在多重身份,身份比例不进行简单相加。问卷不视为具有总体代表性的随机样本,而作为访谈材料的补充、村民和基层主体感知的辅助证据。

信度分析显示,品牌传播成效感知、基层配合度、困境制约感知三个维度的Cronbach α系数分别为0.949、0.980和0.937,量表内部一致性较好,可用于探索性描述。

2.实践过程
筹备阶段,团队做了系统性准备。文献梳理方面,团队围绕数字乡村与乡村职业经理人主题查阅政策文件。在总结现有研究进展的基础上,确定了跳出宏观产业视角、聚焦一线运营主体的研究方向,把乡村职业经理人作为核心研究对象,让调研更贴近实际操作层面。
方案设计阶段,团队计划让成员以运营助理、乡村品牌策划师的身份参与村庄日常工作,而非以独立研究者的身份走访,以此获取更真实的运营痛点与一线经验。同时聚焦人才配置、内容生产、技术应用、主体协作四个维度设计调查问卷与半结构化访谈提纲,为贴合乡村受访者的表达习惯,还做了两轮预调研调整题目表述。另外也提前规划了AI技术落地的实践方向,明确了内容创作、形象设计、工具应用三类产出目标。
驻点期间,团队成员全程跟随村里的运营团队开展日常工作,在实际业务中摸索可行的优化方向。三个小组各有侧重。在紫荆村,成员跟着本土成长的职业经理人对接制笛匠人,参与竹笛博物馆讲解和短视频账号更新等工作,在实务中体会本土文化对外转译的实际难点;在枫岭村,配合外聘的专业运营团队参与茶园直播、茶研学活动策划、宣传素材拍摄,直观感受市场化运营的思路,以及与本地社会融合过程中遇到的现实问题;在谢径安・传化农创村,参与共富工坊对接、非遗文创推广、联村品牌统筹等工作,在跨主体协作中梳理协同不畅的具体原因。
调研与内容创作同步推进。访谈层面,累计与15位不同身份的受访者完成深度交流,包括乡村职业经理人及其管理运营师10人次,村民村干部5人次。
整理形成文字记录访谈记录万余字。问卷层面,在村庄出入口、文创工坊、研学活动现场等场景累计发放问卷200份,最终回收有效问卷46份。成员在数据整理过程中发现,不同产业类型的村庄对数字技术的需求存在明显差异,这也为后续制定差异化技术方案提供了实证依据。
内容创作环节,团队尝试将本地采集的素材与AI工具结合,逐步探索适配乡村场景的内容生产方式。大家先收集各村的特色素材,比如紫荆村的制笛工艺、枫岭村的茶山风貌与茶农故事、径游村的非遗民俗,再通过AI生成初稿,最后由人工打磨调整,让内容既保留乡土质感,又提升生产效率。最终为三个村子分别打造了适配各自产业特色的数字人形象,制作了4部主题宣传片,还整理形成了常用宣传话术库与传播素材库。整个创作过程摒弃套用模板,结合各村特点反复调整,验证AI工具降低乡村宣传成本的可行性,也形成了差异化的乡土内容生产思路。
参与联村运营的过程中,团队发现,单村独立做品牌宣传普遍面临人手不足、成本偏高的问题。结合实际体会,团队逐步形成了依托联村平台搭建共享传播工作室的思路,由村两委统筹方向、职业经理人执行落地、高校团队提供专业支持、村民广泛参与,把各村分散的传播需求集中起来,统一承接内容制作、账号运营、效果分析等工作。
实践期间,团队建立了每日复盘机制,各组每晚集中梳理当日成果、汇总遇到的问题,集体讨论调整后续的工作安排。初期,用AI生成的内容普遍存在乡土感不足的问题,团队逐步优化素材选取与生成逻辑,增加更多本地工艺细节、生产场景与生活元素,使得产出内容更贴合乡土气质。团队在访谈中发现收益分配机制不清晰是普遍的关注点,针对性补充相关调研维度,让后续方案更符合实际诉求。

完整实践过程中,优化思路与措施随一线的实际情况调整打磨。从驻点跟班的调研方式,到AI结合乡土的内容生产尝试,再到共享传播工作室的构想,都源自一线的真实问题,也都在实际工作中经过了验证与调整,最终形成的优化方案扎根乡村实际场景,具备实际应用的基础。

3.研究意义
通过调研分析,本研究成果可丰富相关乡村品牌传播的实地调研资料,为乡村职业经理人优化品牌传播提供实践参考,响应“千万工程”建设要求,助力乡村振兴。

二、乡村品牌传播数字化现实语境

数字乡村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也是数字技术赋能乡村产业、文化、治理全面升级的系统性工程。《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明确提出,要加快推动信息技术与农业农村深度融合,以数字化赋能乡村生产经营与品牌建设,为乡村产业提质增效提供新动能。在这一战略背景下,乡村品牌化发展逐步成为乡土资源价值增值、乡村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路径,乡村职业经理人制度也应运而生,成为承接数字乡村品牌建设、对接城乡市场的关键基层执行主体。
浙江省作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数字乡村建设长期位居全国第一梯队。截至2025年,全省行政村5G网络覆盖率达100%,依托“千万工程”的建设基础,建成覆盖所有涉农区县的数字三农服务平台体系,流媒体平台、短视频电商渠道的下沉深度位居全国前列,为乡村展示特色资源、传播乡土文化、对接外部市场提供了完善的基础设施支撑与渠道条件。杭州作为浙江省省会,数字乡村建设起步早、业态全、模式多,其乡村品牌传播实践具有典型的样本价值与示范意义。
在数字技术下沉与乡村产业升级的双重驱动下,浙江乡村品牌传播呈现出明显的转型特征:传播价值维度,从单一的农产品功能价值宣传,转向产业价值、文化价值、生态价值、生活价值融合的综合价值表达;传播对象维度,从传统的农产品消费者,拓展至文旅游客、研学群体、投资主体与返乡创业者等多元群体;传播内容维度,从产品价格、产地介绍等功能性信息,延伸至传统技艺、民俗文化、生产场景、乡村生活等叙事性内容;传播渠道维度,从线下展销、传统媒体,转向短视频、直播、社群传播等多元化数字渠道。本次调研选取的余杭紫荆村、枫岭村、萧山谢径安・传化农创村三个样本,分别依托竹笛非遗、茶产业、生态农业形成了差异化的品牌传播实践,正是这一转型趋势的典型缩影。
但传播渠道的完善与基础设施的普及,并不等同于品牌影响力的自然形成与产业价值的有效转化。从杭州乡村的实践来看,当前乡村品牌传播仍面临诸多现实命题:如何挖掘在地文化内核,打造具有辨识度的差异化乡土叙事,破解区域内传播同质化困境;如何打通线上传播流量与线下产业收益的转化链路,实现传播声量向经济效益的有效落地;如何平衡市场化运营逻辑与乡村基层治理逻辑,构建可持续的多元主体协同机制,仍是数字乡村背景下乡村品牌建设亟待破解的核心问题。

三、三类乡村职业经理人数字品牌传播模式分析

基于实地调研,从乡村CEO的主体身份、传播运营逻辑与资源整合方式出发,可将数字乡村背景下的乡村品牌传播实践归纳为内生型领袖、外塑型操盘手、平台型链接者三类典型模式。三类模式分别对应不同的本土资源禀赋与市场对接能力,在数字内容生产、新媒体运营、品牌价值转化上各有优劣,也共同折射出当前乡村数字品牌传播的共性痛点。

(一)内生型领袖:紫荆村本土精英的文化转译与社群动员

1.核心传播逻辑
紫荆村模式以本土成长的乡村CEO为核心,依托熟人社会网络与地方性知识储备,将竹笛非遗、苦竹文化、村落共同记忆等在地资源,通过短视频、直播、社群传播等数字渠道转译为对外可感知的品牌内容。
2.数字传播优势
一是在地素材获取成本低。CEO深度嵌入本土社会网络,可快速对接制笛匠人、非遗传承人、普通村民,挖掘工艺细节、家族传承、村落历史等原生内容,为数字传播提供丰富的本土叙事素材,村民出镜配合度高,内容真实感强。
二是社群传播基础扎实。依托村内熟人信任关系,可快速动员村民参与直播间互动、朋友圈转发、社群分销,形成基于本土社会资本的裂变传播,品牌在本地圈层的认可度与渗透力较强。
3.品牌传播短板
一是专业传播能力不足。CEO身兼产业运营、村务协调、项目申报等多重事务,无法专职投入数字品牌运营;团队缺少专业的短视频策划、流量运营、数据复盘人才,内容生产多为零散记录,缺乏体系化的账号运营与传播策略。
二是市场化叙事转译能力弱。掌握丰富的非遗文化资源,但不熟悉短视频平台的内容逻辑与用户偏好,传统工艺的专业表达难以转化为破圈的大众叙事,数字内容传播半径有限,流量向产品销售、文旅消费的转化效率偏低。
三是数字技术应用层级浅。对AIGC、数字人等新型传播工具的应用停留在尝试阶段,尚未形成工具赋能内容生产的成熟机制,数字技术对传播效率的提升作用未充分释放。

(二)外塑型操盘手:枫岭村专业团队的IP打造与市场对接

1.核心传播逻辑
该模式以公开选聘的外部专业运营人才为乡村CEO。以枫岭村为例,依托成熟的文旅品牌策划经验与市场资源,打造核心IP“未来茶乡・枫岭茶谷”,通过短视频账号矩阵、直播带货、研学推广等数字渠道,面向城市客群输出茶文旅品牌。
2.数字传播优势
一是品牌IP化运营能力强。CEO熟悉市场化品牌包装逻辑,能够围绕茶山资源系统性策划茶家乐、茶研学、采茶体验等系列传播内容,搭建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小红书等多平台传播矩阵,快速建立村庄品牌的对外认知。
二是外部渠道拓展效率高。可快速对接外部媒体、MCN机构、研学平台等资源,借助第三方流量扩大品牌曝光;具备成熟的直播运营、活动策划能力,能快速落地线上推广活动,实现短期流量拉升。
3.品牌传播短板
一是本土叙事深度不足,易陷入同质化。作为外来运营者,对茶农生活细节、传统制茶技艺、村落人文历史的挖掘有限,传播内容集中于茶园风光、采茶体验等表层符号,与周边茶区的传播内容高度趋同,品牌辨识度不足。
二是本土主体动员不足,传播内生动力弱。村民多作为被动的拍摄对象与劳务提供者,未被纳入品牌传播的主体体系,内容生产高度依赖运营团队,缺乏本土自发的内容供给与传播接力,难以形成持续的用户信任感。
三是流量转化链路不稳定。线上曝光能够快速提升知名度,但流量向线下文旅、茶产品销售的转化缺乏稳定的承接机制;本土衍生产品的市场化竞争力不足,难以将流量沉淀为长期的品牌资产与经营收益。

(三)平台型链接者:多元主体的资源整合与生态共建

1.核心传播逻辑
谢径安・传化农创村模式以跨村运营的乡村CEO为链接枢纽,整合政府、企业、村集体、返乡创客、村民等多元主体,集合三村的生态农业、非遗文创、古村文旅资源,打造区域公共品牌,通过跨村内容联动、资源共享实现矩阵式传播。
2.数字传播优势
一是传播资源聚合效应强。可统筹企业的市场化运营经验、高校的创意与传播力量、创客的新媒体能力,整合金线莲种植、麻编鞋非遗、径游老街等多元素材,形成丰富的区域品牌内容池,突破单村资源有限的瓶颈。
二是跨村品牌声量放大。多主体协同运营多账号矩阵,形成“竹笛+茶+生态农业+非遗”的跨村内容联动,能够覆盖更广泛的受众群体,放大区域公共品牌的整体传播声量。
3.品牌传播短板
一是跨主体协同成本高,品牌叙事分散。不同村庄、不同主体的品牌定位、内容风格、传播节奏存在差异,CEO需耗费大量精力协调多方诉求,容易导致区域品牌核心叙事不统一、内容输出碎片化,难以形成清晰的品牌认知。
二是资源共享机制不完善。人才、数字工具、传播经费等核心资源的跨村调配与共享缺乏制度化保障,AIGC等新型传播工具的供给与各村产业需求匹配度不高,难以实现精准赋能。
三是利益联结机制不清晰。品牌传播带来的收益分配规则尚未完全固化,各主体参与品牌共建的长期动力不足,影响传播体系的可持续性。

四、不同嵌入类型下的品牌传播困境

三类传播模式分别对应不同村庄的资源禀赋、人才来源与组织运行机制,在内容生产、社群动员、市场对接层面各有优势。结合实地调研、问卷数据与深度访谈资料发现,三类模式均未完全破解乡村品牌传播的深层制约,且因主体嵌入类型的差异,呈现出不同的困境表现与生成逻辑。该部分对三类模式的差异化困境展开剖析,并进一步归纳所有样本共同面临的共性制约因素。

(一)内生型困境

1.在地文化禀赋与市场化传播能力失衡

受访对象A说:“竹笛这个文化传播途径还是比较单一,除了社会实践以外,很多人可能根本不知道。”由此,内生型最核心的矛盾资源有特色,但传播不成体系。
紫荆村竹笛产业有关的传播较多依赖展示馆、游客中心、线下展销、直播间、视频号、微信小店、临时活动和社会实践团队。这些渠道能发挥作用,但尚未形成稳定、持续、分层次的传播矩阵。当前传播容易集中在“竹笛之乡”“竹笛制作”“竹笛演奏”等大主题上,而对竹材培育、竹子多年阴干、制笛技术难点、老匠人与年轻制笛人关系、家庭作坊生产方式、竹笛产业如何影响村民就业和生活、传统产业如何面对流水线竞争等内容挖掘尚浅,差异化程度欠缺。

2.传播圈层内聚,对外拓展与分层运营不足

A表示,如果没有社会实践团队,很多外地人可能并不知道竹笛文化。这说明紫荆村传播在一定程度上仍依赖政府或学校组织活动、线下参观、熟人推荐、临时媒体报道和个别活动带来的短期曝光。内生型CEO能讲得真实,但还需进一步理解年轻受众喜欢什么形式、不同平台传播语言有何不同、研学机构和游客最关心什么、采购商和普通消费者需求是否一致、文化传播如何与产品销售连接。

3.人才结构错配与利益联结机制缺失

内生型CEO往往同时负责产业沟通、村民协调、文化活动、产品销售、项目申报和线上传播。单个人很难同时完成脚本策划、拍摄剪辑、账号运营、直播销售和数据分析。同时,品牌传播的收益分配规则缺乏制度化设计,当传播活动无法直接转化为村民的即时性收益时,村民持续参与传播实践的内生动力难以维系。受访对象B从产业从业者角度说:“其实对我们来说,没有实质的好处,反而浪费我们时间。”内生型的主要困境可以概括为:懂村庄的人不一定懂市场,懂市场的人又不一定懂村庄。

(二)外塑型困境

1.前端品牌传播效能受后端产业基础的刚性约束

受访对象C说:“产品虽然是好的,但跟大品牌比,价格、物流、成本控制和渠道都没有优势。”这句话直接揭示外塑型困境:传播不能替代产品竞争力。
CEO有较强运营和市场意识,但乡村产品与成熟品牌竞争时存在明显劣势:生产规模小、成本高、物流体系不完善、产品标准化不足、认证和检测能力有限、销售渠道不稳定、季节性明显。这说明乡村品牌传播不是“把东西拍出来”就完成,而是需要后端产业链支撑。如果产品没有稳定供应、包装、物流和售后,传播越多,越容易出现“有人看、有人问,但无法购买或复购”的问题。

2.市场逻辑和乡村治理逻辑错位

外塑型CEO需要追求项目效率、市场机会、运营速度、产品销售和资源进入。但乡村项目受到集体资产审批、土地用途限制、村民住宅和公共空间边界、村民代表会议、村集体资金监管、项目合规审查等制约。
受访对象E谈到,村庄要开展民宿、农家乐或农产品销售时,经常受到土地、建筑、食品安全和经营许可等限制。“很多政策也局限了……整个通道它是没有打通。”受访对象C也提到,每一笔集体资金都要经过多层审批。这说明,外塑型CEO不是没有想法,而是很多市场方案难以快速落地。

(三)平台型困境

1.多元主体参与导致权责边界模糊

受访对象F说:“一开始不像是谁专门负责什么,大家都是为了让这个地方好起来,有事情就一起做。”这句话既是平台型优势,也是问题来源。
径游村及相关联村项目中,多个主体都参与村庄品牌建设:村委负责协调,企业提供资源,运营公司承接活动,青年创客开展创业,非遗馆开展文化课程,共富工坊提供村民就业,CEO或项目负责人开展资源链接。这种结构能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但也带来一个问题:当传播效果不明显时,究竟由谁负责改进?如果没有统一品牌主责方,可能出现各个点位各自宣传、项目之间缺少统一视觉和叙事、CEO离任后传播内容中断、村民不知道项目由谁负责、企业、村集体和创客之间缺少统一反馈渠道等情况。

2.品牌价值传导滞后,村民收益感知度偏低

径游村项目确实带来了环境改善、土地流转、现场服务和部分劳务收入。但受访对象F也指出,很多收益需要长期才能体现,村民未必马上感受到明显收入增加。受访对象B在谈到村庄项目时表示:“直观收益其实没有那么明显,更多是增加了一个宣传渠道,可能潜移默化地带来帮助。”这类表述非常重要:村民并非完全否定项目价值,但对“品牌传播如何转化为自己的收入”仍缺少明确感知。

3.数字技术供给适配不足,工具应用层级偏低

平台型模式本应依托资源整合优势发挥数字技术的赋能效应,但跨村运营的复杂度提升了技术统筹的难度,数字技术供给与产业需求的错配问题突出。问卷数据与卡方检验结果显示,以径游村为代表的农业产业主导型村庄,对 AIGC、数字人等新型数字传播工具的需求显著高于其他类型村庄,但当前平台化的技术供给仍处于碎片化状态,缺乏统一的技术资源统筹与适配机制。一方面,乡村职业经理人、本土从业者与村民对新型传播工具的认知度与操作能力普遍不足,技术应用多停留在初步尝试阶段,工具赋能内容生产、提升传播效率的作用尚未充分释放;另一方面,通用数字工具与乡村产业传播的实际场景适配性不强,缺乏针对农产品推广、非遗传播等细分场景的定制化工具解决方案,技术落地成本高、应用效果有限。


(四)共同困境

问卷显示,“缺少专业新媒体、直播运营人才”平均值为4.261,是制约因素中较高的一项;“周边村落宣传内容、文旅业态同质化严重”为4.065;“缺少常态化培训和政府资金帮扶”为4.000;“村民和CEO不熟悉AIGC等工具”为3.978;“宣传专项资金短缺”为3.935;“网络、直播场地和拍摄设备不足”为3.848;“村民抵触拍摄出镜、参与配合意愿不足”为3.565。上述数据表明,人才供给、内容创新、技术应用、资金配套是当前乡村品牌传播普遍存在的表层显性约束。
但更深层的问题是:传播是否被村民看见、信任和从中获益。问卷中,受访者对“信任乡村CEO品牌传播专业能力与村庄发展理念”评价较高,为4.348;“村两委、村民与CEO沟通渠道顺畅”为4.304;但“建立清晰品牌宣传收益分配机制”为4.261,仍是关注焦点。回归分析显示,以“品牌宣传带动增收”为因变量时,“信任CEO能力”标准化系数为0.643,“收益分配机制”为0.327,均达显著水平;“缺少专业人才”未达显著水平。这一结果表明,乡村品牌传播的核心制约并非单纯的人才或技术要素短缺,更在于能否构建清晰的利益联结与信任机制,使村民认同品牌运营逻辑、共享品牌发展收益,从而形成持续参与的内生动力。

五、品牌传播针对性优化路径

数字乡村品牌传播的经验表明,品牌建设与传播不能脱离乡村产业基础和基层治理结构。结合本次调研,三村可从以下四个方面完善品牌传播体系。

(一)构建网络化人才体系

应改变品牌传播主要依赖单个CEO的状况,依托八村抱团和强村公司建立区域化传播团队,设置内容策划、短视频拍摄、电商运营、视觉设计等岗位,实现人才跨村共享。同时深化高校与乡村的长期合作,围绕竹笛文化、茶产业、非遗文创等主题建立持续支持机制。农村职业经理人的培养不能只关注理论知识,还应加强基层实践、产业运营、品牌营销和群众沟通等能力训练。此外,应改善乡村的生活工作条件,通过激励补贴措施,吸引青年人才扎根。

(二)形成多元化叙事体系

应以本地茶农、茶山、生产技艺和乡村生活为核心,围绕茶农家庭传承、茶山四季变化、传统制茶工艺和村民日常生活,形成人物故事、产业故事、文化故事和体验故事相结合的内容结构。同时,推动村民、游客、研学学生、商户和自媒体创作者共同参与内容生产,建立内容征集和收益激励机制,将村民从被动出镜者转变为品牌共同讲述者。在区域层面,依托八村抱团形成竹笛文化、茶文化、生态体验、非遗文创相结合的跨村内容矩阵,强化品牌辨识度。

(三)搭建精准化技术体系

针对紫荆村竹笛产业,重点发展非遗工艺短视频传播;针对枫岭村茶产业,发展茶园直播和研学体验等;针对径游村生态产业,优先解决产品包装、电商上架、订单管理和直播销售问题。由区域运营平台建立技术需求和专业服务清单,配备摄影、设计、电商专业资源。对AIGC、数字人等新工具,采取小范围试点的方式,并逐步推广。更重要的是,要打通“生产—包装—传播—销售—反馈”全链条,建立统一的数据管理机制。

(四)完善制度化政业协同机制

应明确村两委负责治理与公共服务,村属企业及CEO负责产业运营与品牌传播。日常经营事项在授权清单内赋予CEO相应权限,严格履行村民代表大会和集体资产监管程序。针对抱团运营,建立乡镇政府、村两委、CEO、村民代表和商户共同参与的定期会商机制,明确项目申报、品牌使用、收益分配和争议处理流程。政府应从直接管理者转变为制度供给者和资源协调者。在利益联结方面,可探索多元分配方式并定期公开,让参与者看见收益、理解规则、拥有表达渠道,形成“价值共创—收益共享—持续合作”的良性循环。
由此,本研究得出浙江经验。其核心在于,以长期建设夯实基础、以专业人才提升运营能力、以村属企业承接市场、以多元协同实现品牌共建。资源基础较好的村庄应推进品牌升级和产业延链;资源分散、人才不足的村庄应优先发展跨村共享平台;文化特色突出的村庄应把文化保护和品牌叙事结合起来,形成差异化传播路径。

六、结论与展望

(一)结论

通过实地调研与案例分析,本研究发现,当前乡村CEO在品牌传播实践中采用的模式不同,但主要面临的人才结构性短缺、叙事同质化、技术薄弱、主体协同不畅四类典型困境相同。单村独立运营、单一主体主导的传统模式,已难以适配数字时代乡村品牌的市场化传播需求。
已落地成果可分为三个层面。品牌传播层面,有效提升三村品牌知名度与市场关注度。产业赋能层面,串联生产、包装、传播与销售,助力农文旅融合发展。长效帮扶层面,校地共建乡村传播人才库与内容共创机制,持续为乡村输送青年专业力量,缓解乡村传播人才空心化问题。轻量化AI工具与素材库的落地,降低乡村品牌传播的技术门槛与人力成本,有效缩小城乡数字传播鸿沟。

区别于现有研究多从政府治理、区域产业、新农人个体等泛化视角切入,本研究精准聚焦乡村职业经理人这一制度性运营主体,拓展了数字乡村视域下乡村品牌传播的研究视角,可为地方完善乡村职业经理人培育机制、推进乡村品牌数字化建设提供实证依据与实践参考。

(二)展望

本研究仅以杭州3个数字化村庄为案例,存在地域覆盖单一、样本规模有限的局限,结论的普适性与可推广性仍有待验证。未来,研究可依托现有调研基础,扩大样本范围,纳入不同区域、不同发展类型的乡村,开展跨区域比较,结合量化分析,拓展研究与实践的广度深度,完善共生体系的解释力。实践层面,可搭建网络化人才、多元化叙事、精准化技术、制度化政业四大共生体系,重点攻坚AIGC等智能工具适配乡村场景的落地路径,形成更具普适性的智能品牌传播方案,以此打通乡村内外资源与市场循环的衔接链路,系统性提升乡村品牌传播效能,为乡村品牌长效发展提供实践路径,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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