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中开花

   《活着》是余华1982年发表的长篇小说，讲述了农村人福贵悲惨的人生遭遇。福贵本是个阔少爷，可他嗜赌如命，终于赌光了家业，一贫如洗。他的父亲被他活活气死，母亲则在穷困中患了重病，福贵前去求药，却在途中被国民党抓去当壮丁。经过几番波折回到家里，才知道母亲早已去世，妻子家珍含辛茹苦地养大两个儿女。此后更加悲惨的命运一次又一次降临到福贵身上，他的妻子、儿女和孙子相继死去，最后只剩福贵和一头老牛相依为命，但老人依旧活着。《活着》是不失朴素粗粝的史诗，讲述的是斗争与生存的故事，给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残忍与善良的形象，在余华的笔下人物在动物本能和人性之间苦苦挣扎。余华加诸于叙述的那种冷酷的意志，使小说超出了常轨。
小说在叙事上采用了两个叙事结构的嵌套：“当下”的民间歌谣采风者“我”遇到老年福贵——听他讲述自己过往人生经历和故事，并成为福贵讲述他自己的故事的听故事者、记录者和转述者，但又不是以旁观者角度和第三人称叙述福贵的故事
小说基调是灰暗冷峻的，语言冷静至简，内容却掺杂着仿佛无尽生活的煎熬与挣扎。小说背景在20 世纪 40 至 70 年代这一动荡的历史时期，随着内战、三反五反、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社会变革，主人公就像动荡时代中的“扁舟”，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在痛苦和煎熬中苦苦挣扎，尝尽了生活的磨难与痛楚。
福贵忍受着饥饿、疾病与孤独的三重折磨，父亲被自己一气而亡，母亲因自己取药时被抓去当壮丁、治疗不及时而死，儿子有庆因抽血过量而死，女儿凤霞因难产而死，妻子家珍因儿女相继离世悲痛和身体疾病而死，女婿二喜因意外而死，外孙苦根被撑死，家人相继非自然的、荒诞的死亡，可以看出在当时的社会物质匮乏、医疗贫瘠、生计艰难。
生活的坚韧之处就在于人心的乐观与豁达，人心豁达则可以让人生在“苦难中开花”。小说中底层百姓“众生苦相”，但在福贵、家珍等人身上也存在支撑他们活下去的人生信念，他们的生命态度诠释了家庭、亲情等所承载的生命意义。家珍因为相信家庭相信丈夫，面对生活的种种难关，家珍用自己的从容、信念和淡然，保持着坚强和乐观主动生活，毅然拒绝怨天尤人的日子。福贵在不幸的生活中逐渐形成了超乎寻常的忍耐力，这使他能够直面更大的磨难。后期的福贵因为有了对家人的牵挂、家庭的责任，对美好事物的向往，福贵才有了坚韧不拔的生命观，有了无论如何都要活下去的信念，有了对幸福的无尽希望。故事的结尾，福贵和一头老牛他们慢慢地走着，满溢着对人世的留恋，仿佛要尽力把余生的路走完。可以说，支撑福贵生命的信念，就是活着，怀着豁然的感恩之心，保持活下去的勇气，靠着不想死的念头努力地活着。
   小说提供给读者一种面对苦难的应对方式、一种深厚的生命哲学。生命的可贵在于人们对生命的态度和对生命的珍视，坚韧的精神能够帮助人们克服一切困难，生命的意义在于人们对生命的理解追求。余华想借书和读者探讨的也有关“向死而生”的生命哲学思考：死亡终究会来临，只有深入思考和深刻理解死亡，以向死而生的方式对待生活，才能更好地追寻“活着”的意义。
余华作为先锋派“五虎将”之一，其先锋小说在文化上表现为对旧有意义模式的反叛与消解；在文学观念上颠覆了传统的真实观，例如在《活着》中描绘了没有人权的一个荒诞的大环境；在写作上侧重对死亡话题的迷恋和冷静书写、对罪恶绝望等命题的反复表现。其笔墨中具有独到的苦难意识，在其小说所刻画的苦难世界中，人们在生存困境和精神异化的双重压迫下，呈现出贫困与饥饿、暴力与死亡交织的生存状态。余华一方面通过对贫困与饥饿生存图景的描摹，展现出底层老百姓连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也无法得到保障的状态，深化对苦难的表达，另一方面，通过直面暴力、血腥、死亡的场景，无情地揭露现实的虚伪面具和丑陋伤疤，将苦难渲染到极致。他通过描摹人性的罪恶和人对欲望无止境的追求，呈现出“精神苦难”对人的腐蚀和由此带来的无边的苦难，体现出对人生存境遇一以贯之的关注，同时也流露出对人类灵魂丑恶角落的反思和批判意识。
《活着》中余华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之上，同情苦难中挣扎生存的人民，最后这头牛所象征的是福贵，也是千千万万受尽苦难却依然盎然挺立的人民。苦难的那段历史中还有很多人像福贵一样，凭借超人的忍耐力活了下来，活过了所有人，这使得小说闪耀着人性光辉，谱写了中国人民独特的生死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