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刺社会恶视和科举弊病的长矛

——浅析《聊斋志异》中贫寒书生境遇的批判意义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以志怪传奇为特征的文言小说，又被称为中国传统四大名著外的第五大名著。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道出了它的创作特色。郭沫若也不吝赞誉《聊斋志异》“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木三分”的写人艺术。近五百篇独领风骚而又相映成趣的奇诡故事，共同组成了花鬼狐妖为经纬的浪漫主义巨著。蒲翁大笔如椽，上至王公贵胄，下至娼妓乞丐，在他的笔下都极具艺术感染力。而形形色色的人物众像中，书生占比尤重且蕴含了深刻的时代意义。
从爱情主题来看，花妖狐媚复杂的情感波澜，让与之对立的书生群体显得有些苍白单调。但从时代主题来看，花妖狐媚也难掩书生们理想主义的光芒，其梦想和现实的冲突针砭了社会风气与选拔机制的沉疴难起。蒲翁“一生遭尽揶揄笑”，他亲身感受了彼时社会对白衣秀士的蔑视，以及科举制度的诸般弊病，于是他将自己沉重的体悟寄寓在书生的生存状态和境况遭遇之中。书生亦可被视为作者内在欲望的外露和补偿，从不同角度折射出不同的文化意蕴。因此通过研究“书生”这一特殊群体的境遇，可以见微知著地分析出蒲翁所传达的思想内涵和作者身处时代的局限性。
    蒲翁在《宫梦弼》的“男儿患不自立，何患穷？”道破了书生的生活窘境——谋生能力的缺失导致其难以自立。科举考试是一块平步青云的敲门砖，更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将书生们的命运分为两部分——或沦为底层，或一朝交泰。《聊斋志异》的书生们大多出生于中小地主家庭，即使家道中落也难跨越正统思想的藩篱。每位书生都谨记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圣言，也因此他们从心底对财富嗤之以鼻。肇始于三岁握管，书生们的头等大事便是读书，倘若名落孙山，除了卖字画外便无其它谋生手段，但一介布客的字画供不起一家老小，甚至难以自养。书生的不善经营也导致其生活的窘迫。如《红玉》中的冯翁，“父子俱诸生。翁年近六旬，性方耿，而家屡空”可以窥见书生一脉相承的思想钳制致使了衣食不给的窘境。又如《连琐》中“斋临旷野，墙外多古墓，夜闻白杨萧萧，声如涛涌。夜阑秉烛，方复凄断”其生活环境的恶劣跃然纸上。这种外在的生活窘境势必会引起精神的苦闷，于是书生们用类于“箪食瓢饮”的精神食粮慰藉自己，以金榜题名的远大梦想作为精神氮泵。然而现实的骤雨疏风不会被书生心绪构建的壁垒阻隔，反而沉湎科举日越久，仰人鼻息月愈长。中国传统的家庭分工是男外女内的，而书生因全身心投入科举而无自立能力，所以其必须仰仗家人。妻子还可以对书生侍以颜色，而书生却只能给妻子难以兑现的诺言——在五十万人的角逐中夺得前三千名的桂冠，双方价值的不对等也造就了书生尊严难保的局面。如若书生们摘不取功名，纵诗书满腹也难以果腹，只能默默承受着亲朋的颐指气使。如《锦瑟》中的清贫王生因考试不中被富家夫人这样侮辱：“自郡中归，妇适不在室，釜中烹羊臛熟，就啖之。妇入不语，移釜去”，甚至遭受了“问死期，即授索为自经之具”的垢谇。
    当然现实不仅是身边的蝉腹龟肠，更有着远方的富贵美人。追求完满是人天生的追求，然而现实的荒谬阻拦了这种追求。因而蒲翁将其对幸福的向往转接到书生主人公身上，落魄书生邂逅主动满足其世俗欲望妖狐鬼魅，并，这一类题材在《聊斋志异》中的很多篇目都有涉及，如《聂小倩》中“小倩曰：‘勿须。妾在人世，殊非宜’后勿复言，忽而钱百万入生手”。人财两得的书生在《聊斋志异》中有许多，从中不难发现书生对富贵美人具有矛盾且隐秘的渴求，究其根本是书生没有取得“颜如玉”“黄金屋”的自立能力却有异于常人的野心，于是只能仰赖于精神领域的幻想。
    蒲翁从书生的境遇出发，全方位地揭露了考场内外社会风气的险恶和科举制度的诸般弊病。不论从作品中的主题思想还是作品外的生平故事来看，蒲翁的科举心结始终如一。但蒲翁终究是“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科考热衷者，与身前身后的思想家顾炎武和吴敬梓相比蒲翁缺少了真正的对抗性，尚且停留在感性层面的批评。蒲翁洞悉科举内幕却不敢怀疑科举本身，而在对自己才华有着绝对确信的前提下，他只能将自己这一类书生遭遇的苛刻与白眼归怨于帘官的庸碌好利了，同时他也想借此呼吁社会上下对久试不中的书生多点包容。不过作为伟大的文学家，虽本意仅此，但由于创作源自于客观事实，所以书生的境遇还是相对客观地直刺了社会风气的萎靡和八股取士的弊端及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