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自觉的发展

文学是一个有“生命力”的东西，其出现和发展有着它特有的过程和规律。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文学不断积累和发酵，形成特定的美学形式，到一定程度，其自身又进行了完善和发展，继而来影响人类文明。
在先秦时期，散文与学术还融合在一起并未被分开，诗歌与音乐合为一体，文学还未独立出来，只是政治统治的工具和手段。当时，“文学”只是文字和语言，其作用只是记录和传达信息。《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共有311篇诗歌被收录，根据其内容不同，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风》是周代各地的歌谣，《雅》是周人的正声雅乐，又分《大雅》和《小雅》；《颂》是周王庭和贵族寺庙祭祀的乐歌，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可见其都没有摆脱音乐的束缚。之后的《春秋》《左传》和其他诸子百家的作品，都是学术性文章，注重其功用性，失去了文学本真。
到了汉武帝时期，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来巩固其统治地位，对其他学派的发展有着沉重的打击，不利于文学的发展。而到了汉朝末期，王权削弱，政治解体，导致社会礼法普遍被破坏，并打破了经学在学术和思想上的垄断。被罢黜的诸子百家思想开始蠢蠢欲动，在道家“道法自然”思想的助推作用下，人们迫切的要求突破纲常名教对自身伦理道德的束缚，实现个性的解放，思想和行为都注重个体本身的表现，开始注意到了“人”。
东汉中后期的散文逐渐趋向整齐华美，着力在句式、音节、辞藻、用典等方面创造出一种形式美。同时也追求散文内容的飘逸与灵动。这种变化是以愉悦人的性情为主的表现，都是对文学本身的追求，是文学自觉的核心精神。自我意识的觉醒，让人更追求个性化的表现，也更注重自觉内心的表达，于是体现出来的便是文学的全新形式。因为这个点变成了文学本身，更多的个性化、多样性造就出了千姿百态的的景象，人的自我觉醒促进了文学的觉醒。
到了东汉末年，汉灵帝不喜儒学，文人靠读经书做官的道路被堵塞，加之社会动乱，争夺兼并，儒家的忠孝节义也不被重视，所以随着汉代政治上大一统局面的结束，儒家大一统的局面也随之消失。这个时期，统治者忙于朝廷风波，无暇顾及文人的思想发展，导致这一时期文学飞速发展，出现了许多著名的作品，如曹丕的《典论·论文》。在《论文》中，曹丕特别强调作家个性对于文学创作的意义，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论断，这对于促进文学的个性化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其次《典论·论文》是由经学时代向玄学时代转变过程中，在文艺理论与批评领域出现的一篇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纲领性文献，中国文艺理论从此开始由侧重研究文学外部规律转向研究文学内部规律。
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才真正知道文学自觉。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当时的政治局势非常不稳定，其中包括南北对峙、民族大迁徙和战乱等问题。这些事情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和压力，但也刺激了文学创作的发展。许多诗人、文人以及其他知识分子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并试图通过文学作品表达自觉的感受。其次，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文化交融的时代。汉族、少数民族以及东汉以前的文化相互渗透，产生了许多新的思想流派和文学形式：佛教和道教的发展，使得哲学思想更加深刻；“绝句”等新的文学形式，则让文学更加自由多样。此外，还有一些其他原因，如社会阶层的变化、人们对艺术审美的改变和科技发展等，这些都推动了文学自觉的发展，使得文学的主题更加广泛，表现方式更加灵活多样。
魏晋时期的文学自觉发展为唐朝诗歌的繁荣打下了一定基础。隋唐实行科举制度，由此带来了士大夫等新兴阶层的兴起，由宫廷走向边漠、田园、乡野的新兴士人开始拥有了前所未有的精神视野，开始拥有了前所未有的精神视野，他们以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发出革新的呼喊，儒释道在盛唐开放的社会形态中，实现了三者的交融整合。士大夫阶层诗人日益成为摆脱宫廷贵族阶层属性的新兴群体，对六朝初唐宫廷诗风的批判和对建安风骨的上承将中国古典诗歌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到了宋朝，文学自觉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这次的发展与科举制的日渐成熟以及新兴士大夫群体品格的树立有着密切关系。在范仲淹、欧阳修、苏东坡时代，中国才开始真正走向一个由士大夫阶层为政治文化中心的新型社会，儒释道三家哲学也由此在士大夫文化的新层面下实现内在的交融整合，从而成为新时代文学自觉的哲学基础。在这一时期，发生了以欧阳修、苏轼、张先为中心的词体革新运动，其本质是将原本主要在盛唐宫廷文化中开始渐次形成和发展的声诗曲词改造成为士大夫文化的一种新兴诗歌形式。
除此以外，山水田园诗的发展，也是文学自觉的表现。诗人寄情山水，抒发自己内心的所思所想，以及对社会政治的反思和远离朝廷的美好期望，隐居山林或田园，遵从自己的内心。
总之，文学自觉的产生与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一定的社会背景和文化的发展下所产生的，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因素有着密切联系。经过历史的不断打磨，最终真正独立出来，为后世文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