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秋白之故居，破普世之成见

在参观纪念馆和故居的活动开始前，团队成员曾就“我心目中的瞿秋白”展开过激烈的讨论。大多数团队成员都对瞿秋白作为“常州三杰”的革命英雄身份表示了解与肯定。但都并不足够熟悉其真实的生活成长和革命历程。对于瞿秋白的认识也仅仅停留在片面的基于历史功绩的“英雄化”的偶像崇拜之上。而此次的纪念馆之旅无疑打破了实践团成员既往的刻板印象。

“在某种意义上瞿秋白的成就是在其极其不幸的童年之中淬炼出来的。”实践团队长王陈丽对队员们解释道。在走访瞿秋白纪念馆时，王陈丽发现团队成员大多以为瞿秋白出生优渥，衣食不愁，即便是其落魄后寄住的供奉先祖的老宅也是四进的“豪宅”。这很难令人想象瞿秋白的生活是与“穷困”挂钩的。但基于理论背景的学习，王陈丽谈道：“瞿秋白的童年只是短暂地幸福了一下。”瞿秋白的父亲是一个典型的纨绔子弟，无法支持其一个家庭的开支。因而在瞿秋白爷爷去世之后，瞿秋白一家的经济就每况愈下。最终于1911搬入瞿氏宗祠，受尽族人白眼。后来，由于家庭是在难以为继，瞿秋白失学；其母因难以忍受生活的窘迫于1916年2月7日自杀。“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瞿秋白开始了自我的发问。瞿秋白无法理解其人生的走向，也无法释怀其母亲的离去。彼时的瞿秋白敏感的意识到这是社会出了问题。”王陈丽对于瞿秋白的境遇如此点评道。

纪念馆内还陈列着瞿秋白母亲的相片，是一个典型的温润的江南淑女。但她却毅然决然地走向了自我灭亡的道路。这样的生命波澜对日后瞿秋白的人生方向选择有着不可磨灭的重大影响。王陈丽谈到：“我想，没有人天生就应该走某一条道路；更没有人天生拥有对某种理论的信仰。瞿秋白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以及对革命的不懈追求很有可能就源于其真实的生活体验和内在的深刻情感。”瞿秋白也曾在自己的文集中谈到其童年经历，他坦言，童年的生活困境让他生发出了反叛的情绪。这种反叛情绪是对社会不公的一种质疑，对于社会财富不均，对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现状的愤怒。而这些复杂的少年情绪被彼时来自俄国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抚平了。瞿秋白在马克思主义当中看到了社会改变的希望。

“这无疑是一场及时雨，一根救命的稻草。无论是对于瞿秋白，还是当时的青年来说，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经典五段式论事给了人们看到中国崛起的希望；而革命的理论则将这种希望变得有迹可循。因而，瞿秋白走上马克思主义革命道路可以称的上是一场命运的安排。他别无选择，他接受指引。他于晦涩的童年中牢牢抓住了那道微弱的光线。我想少年时的瞿秋白还不曾是个英雄，他还只是一个普通的迷茫的青年，如同我们一般。”王陈丽的总结是令人动容的。

“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这是瞿秋白在《多余的话》里面的一句话。瞿秋白先生在《多余的话》中对自己的一生进行了简答的回顾与反思，为绝笔。

瞿秋白自加入中共共产党，因自身的语言和才华一直担任重要职位，是党的重要领导人。但随着革命的深入，对于国家形式，革命理论的把握党内有了不同的分歧。瞿秋白也因各种原因逐渐脱离了革命一线队伍，但他始终忧心革命队伍和革命理论的建设。“我想，他应该是看到了一些问题。但是当时的速度太快了，已然是停不下来的。有着文人式的温润个性的瞿秋白难以接受如此冒险的打法，被指责犯了‘调和主义’错误。欣然接受处分的瞿秋白离开了党的权力中心。”，瞿秋白的这一次离开就再也没有回去过。但瞿秋白仍以理论的方式支持着革命，分析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问题。而后不久，瞿秋白就因被捕而被杀害，结束了他短暂的一生。在王陈丽看来，瞿秋白创作的这份《多余的话》恰恰是其生命最后的哀歌。他意识到了彼时党内存在的问题，也看到了其作为一个普通人于历史的命运，于外力的强大之前的无奈。通常来说，英雄的牺牲往往包含着一股毅然赴死的悲壮。但瞿秋白的死亡不仅有这样的悲壮，还有埋藏在心底的悲伤、无助和迷茫。彼时已经三十六的瞿秋白于其人生又有了新的思考。作为英雄，瞿秋白的情绪是复杂的。而这种丰富也恰恰说明了他也是一个普通人。哪怕他选择了一条无比崎岖的道路，哪怕他曾英雄般地站在人群的中央，成为一群人、一代人的领袖。他也必将面对梦想于现实之中被变形、被阉割的可能性。但瞿秋白的可贵之处在于，在绝处逢生，在无望之中还秉持着一盏希望之灯。“在历史的长河面前，我们都如微尘。但我们努力闪耀过。瞿秋白就是那颗闪耀过的星，而我们也将可以是一颗闪耀的星。”王陈丽见馆内瞿秋白生平墙上最后一句“6月18日，从容就义，遗骸葬于罗汉岑盘山岗。”久久不能平复心情。

英雄有英雄的讲法，伟人有伟人的语言。但瞿秋白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符号化的革命英雄，他有他的挣扎，有他的彷徨，有在时代的任务面前的迟疑与无力。但正是这样的人物才是鲜活的，才是可以被追随的。当下的广大青年跨越百年也仍然可以通过相似的命运脉络和时代感受去更好的承接其属于他们的责任与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