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态账本”到“法治凭证”：司法确认护航生态修复实效的经验探究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编纂生态环境法典”，全方位强化生态环境保护的法治保障。在此趋势下，司法确认程序作为生态修复领域的关键一环，不仅能够将生态修复中的各类协议、方案转化为具有强制执行力的“法治凭证”，确保生态账本记录的修复责任与成果得以刚性落实，还能在生态环境法典的框架下，填补制度空白、统一裁判尺度，助力构建更加完善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与修复体系，其实践经验探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与时代价值。
　　为深入了解其在生态修复实践中的适用情况，本小组通过线上问卷、线下访谈等方式，依托实习便利或相关调研资源，进行了广泛的调研。
　　结合资料整理与问卷调研结果，小组成员充分利用学校与自身调研资源，积极与所在地（包括湖北省襄阳市、湖北省宜昌市、湖北省武汉市、江苏省淮安市、江西省吉安市、福建省莆田市）相关部门取得联系，同时结合线上访谈的便捷优势展开访谈调研。
　　（一）湖北地区
　　1.襄阳市
　　湖北省襄阳市地处汉江中游，作为省域副中心城市与汉江流域中心城市，生态资源得天独厚。在生态修复实践上，襄阳市成果丰硕，襄阳法院积极探索生态环境的司法保护优化路径，2023年以来审结超百件环境资源犯罪案件，以“惩治、修复、赔偿”三合一模式，实现多重效果统一。鉴于其在生态修复实践上的突出表现，小组成员陈欣欣前往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展开访谈，赵冉冉法官接受采访。 　　赵冉冉法官指出近年来环境资源类案件在全国范围内均存在，相对而言长江流域经济发达地区数量会更多一些，相关案件复杂程度较高，例如企业破产造成的环境污染需要和破产程序合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配套制度也逐步健全，其中即包括诉前磋商与司法确认程序。磋商制度能够保障当事人的充分协商，自行解决部分问题，如最高法指导案例130号重庆藏金阁案，就将生态磋商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有机结合。生态赔偿协议的司法确认制度因其性质不明存在一定的适用正当性探讨。
　　对于损害赔偿金的问题，赵法官表示其主要关注到损害赔偿金的收取账户问题，湖北省内大多要求将赔偿金汇入法院执行局的账户，但她认为可以和财政局协商设立一个赔偿金专属账户以保证资金的合理使用。在生态法典编纂的时代背景下，落实生态修复还需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与检察院的深入监督。
　　2.宜昌市
　　湖北省宜昌市作为长江中下游地区重要的地级市，生态环保需求较高。立法层面，2025年3月，宜昌市政府办公室出台了关于印发《宜昌市林业碳票管理办法》的通知，反映了宜昌市积极探索创新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模式和机制。
　　基于对宜昌市生态保护司法情况的了解，小组成员陈怡然对宜昌地区进行了专项调研，从基层部门与领导机关的双层角度出发，对具体措施到宏观框架进行了解，深化了对本项目的认识，并认真分析了生态赔偿磋商制度在环境修复、污染治理方面实际运用的现状，进而为司法确认制度赋能生态修复提供更加细致、合理的参考意见。 　　在访谈中，我们了解到，在实践层面，宜昌市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中，通过引导违法行为人自愿认购林业碳汇的方式替代履行生态环境修复和赔偿碳汇损失，建立了湖北省首个“林业碳汇+生态司法”协同机制，但在实际操作中，程序衔接还不够顺畅，需要进一步优化。 　　同时，虽然进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的实例并不少见，司法确认制度的利用率却并不高，访谈过程中发现，不少工作人员并未接触过相关司法确认实例。不仅如此，自然资源规划管理局工作人员表示，宜昌市内各县市州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建设程度也参差不齐，建设程度较高的主要是开发了碳汇的县城，如长阳、秭归等，部分县市州（如兴山），执法生态修复工作还是通过责改。
　　（二）江苏地区
　　1.淮安市
　　在生态修复领域，淮安有着扎实的本土实践：洪泽湖实施“退渔还湖”“生态清淤”，重现“日出斗金”的湿地盛景；白马湖通过“退圩还湖”恢复湖面万亩，建成环湖生态廊道，这些基于本地水域特色的修复工程，形成了可观察的鲜活样本。
　　本小组成员吴奕欣来到淮安市盱眙县人民法院洪泽湖环境资源法庭进行访谈调研，该法院集中管辖淮安市和宿迁市以洪泽湖为中心的9个区县的环境类案件，在生态环境司法保护方面积极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具有特色的工作模式与实践举措。
　　法院工作人员表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处理中，磋商是重要环节，由市县政府或其委托机构与侵权人，依据专业鉴定认定的修复方案和费用进行协商，达成赔偿协议后，法院会审查磋商合法性、双方自愿平等性及赔偿数额依据。​ 　　当谈及生态修复费用时，工作人员表示，不同案件生态修复费用认定方式不同：普通刑事案件如非法捕捞，按鱼价1到3倍甚至更高认定；公益诉讼案件需明确受损生物价值，以专家意见为证，法院结合鉴定意见审核；污染环境等案件涉及的应急处置、鉴定、修复等费用，由专门机构出具报告，法院审核每项费用合理性，必要时调整。曾有污染环境案，诉讼请求需50吨土稀释污染物，法院结合专家意见认定10吨即可，遂调整过高费用。​
　　除此之外，工作人员还表示，随着环境资源类案件难度与复杂性上升，各部门分工要求提高，公安负责刑事案件侦查，固定证据；检察院审查起诉，监督公安侦查和法院审判；法院负责审判，审查证据，依法判定。
　　（三）江西地区
　　1.吉安市
　　吉安地处赣江中游，是长江经济带重要生态屏障，境内森林覆盖率超67%，拥有井冈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武功山生态功能区等重要生态区域，赣江、禾水等河流穿境而过，山水林田湖草生态系统完整，在流域生态保护、森林资源修复等领域具有典型性。​
　　环境司法实践方面，吉安法院系统积极探索特色路径，建立了环境资源案件“三审合一”审判机制，由专门合议庭集中审理相关刑事、民事、行政案件，在生态修复司法确认上积累了丰富经验。因此，小组成员杨俊来到吉安市下属基层法院新干县人民法院进行访谈调研。 　　作为江西省生态环保工作的重要县域，吉安市新干县的环境资源司法实践呈现出鲜明特点。据法院工作人员介绍，当地生态环境类案件长期保持偶发性特征，数量相对较少，但污染形态正悄然发生变化——从过去以化工企业污水排放为主的传统污染，逐渐向微废处理不当、土地过度开发等多元化污染源扩展，涉案主体也从单一企业向社会个人延伸，折射出基层生态保护面临的新挑战。 　　在环境损害的发现机制上，新干县形成了“日常监管+群众监督”的双轨模式。多数案件由环保部门在日常监测巡查中率先发现线索，另有一部分源自群众向法院、政府部门的举报，线索核实后由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确保污染行为及时进入司法程序。
　　赔偿金额的确定则遵循规范化路径。新干县人民法院生态环境庭工作人员介绍，司法实践中通常由政府环保部门委托第三方鉴定评估机构开展价值评估，评估结果作为赔偿金额的核心依据。这些评估机构虽多为社会资本设立，但资质审批严格，需经专门委员会审核通过方可执业，且监管部门会定期抽检。截至目前，参与当地案件评估的机构均未出现通谋压低或抬高赔偿金额的情况，为生态损害赔偿提供了可靠的专业支撑。
　　（四）福建地区
　　1.莆田市
　　福建省莆田市具有丰富的生态资源，兰溪贯穿全境，是全国首条全流域系统治理河流，流域内18个国省控断面Ⅰ-Ⅲ类水质比例保持100%，拥有丰富的湿地、森林等生态系统。
　　在生态修复与司法实践方面，当地法院构建多元修复、一体保护的生态司法新模式，
　　还针对木兰溪全流域生态司法问题制定《木兰溪流域司法保护行动计划》，成立“河长制法官工作室”并实现全市覆盖，依托此设立巡回审判点，综合运用多种审判职能保障水生态治理。本小组成员黄亦夫对莆田市城厢区政府环境部门相关人员展开线上访谈调研。 　　提及环境资源治理重心在近年来的变动时，工作人员表示，莆田市生态环境治理工作已从单一要素治理迈向系统综合治理，治理工作更强调统筹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运输结构等全方位转型升级，同时开展山水林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大气污染治理为例，已从单纯降低污染物浓度转向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推进细颗粒物和臭氧协同控制；水污染防治也从单一水质改善，拓展为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的统筹治理。
　　在生态环境损害处理方面，工作人员表示，该敢为对于此类事件虽接触较少，但会作为牵头单位，组织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调查评估以明确损害程度和修复需求，参与协商过程，并监督生态环境修复效果。在库区管理中，工作人员还提到，该单位负责日常库区执法检查，打击环境违法行为，对库区一级保护区内违规钓鱼、露营等涉嫌环境犯罪的案件，及时向公安机关移送材料；同时，日常接受检察院对其执法活动的法律监督，对检察院提出的检察建议及时回应并落实。
　　此外，该单位常态化开展环保宣传工作，每年6月5日世界环境日和8月15日生态日，该单位会组织主题宣传活动，由志愿者组成宣讲小队向群众普及节水节电、绿色出行及水库保护区内禁止行为条例等知识，并利用广播、横幅标语和项目微信群等渠道，增强群众的法律法规和生态保护意识，倡导公众为建设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贡献力量。
　　总结
　　此次跨区域调研，既见证了湖北襄阳“三合一”审判模式、江苏淮安分类定损机制、福建莆田系统治理转型等各地在生态司法实践中的创新探索，也关注到宜昌程序衔接不畅、司法确认利用率不足等现实问题。这些鲜活案例与宝贵经验，为生态环境法典编纂背景下司法确认程序的完善提供了生动注脚。未来，唯有持续深耕实践、破解痛点，才能让司法确认真正成为生态修复的“法治后盾”，为筑牢生态环境保护法治防线注入更坚实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