滁州博物馆03展柜有枚哑了的铜哨。标签写:“儿童团警戒哨,1943年埋于焦枣树下”。它躺在红绒布上,像颗脱落的乳牙。
全椒太平古城邮局旧址的柜台角落,我找到半截蜡笔。蓝漆木缝里嵌着“正”字刻痕,邮差孙女说:“爷爷当年记日军卡车数,划满五笔就埋情报进柿饼筐。”蜡笔头滚落掌心,断面露出八十年前的朱砂红。
吴敬梓纪念馆最沉的展品非书籍。玻璃匣里摊着《儒林外史》残页,纸缘灼痕蜷曲如黑蝶。1944年空袭夜,管理员老周扑灭火苗时灼瞎右眼。如今他每日用独眼巡视展柜,视域里的字句永远镀着火光。
章益故居的意外在花圃。锄草时铁耙撞出陶瓮,内藏七枚锈蚀校徽。校工老赵捻起一枚:“戴这徽章的学生,后来都去了滇缅战场。”徽章背面錾着极小楷体——每枚都刻不同经纬度,像年轻的遗骸在说话。
黄昏拓印城墙弹孔时,云影吞没了夕阳。青砖突然沁出细密水珠,当地人说这叫“砖汗”:“阴雨天弹孔会哭。”宣纸覆上的刹那,水痕自动拓出蕨类形状。原来八十年的雨,早把伤痛长成了植物图谱。
归途车载录音机吞了抗战歌谣磁带。倒带时机械嘎吱作响,像有只铁鸟在喉咙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