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面的深刻” ——读《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

　　读完这一本书，我对严复寻求富强的一生是有点唏嘘的。严复的转译是精彩的，他在翻译中大量夹带了自己对“寻求富强”的思考，刻意用典雅的汉古文来转述西方思想，借用中国古代的哲学隐喻来传达西方概念，目的就是为了影响那些讲究文体的知识分子阶层。然而他苦心创造出的许多新词，随着大批留日学生的归国，逐渐被日本人创造的和制汉语所取代。这些承载着他寻求富强理想的词汇和翻译方法，最终还是逐渐被淘汰了。
　　同时，他关注到个人的全部活力与社会有机体之间的关系，并将之归结到进化论框架之下，他希望能在这一框架下找到中国进步之法。他推崇进化论，认为进化不能强迫，变革需要时间和过程，需要社会各方面都有充足的准备，遽然变化，虽然立即有了新的政体，但民众的觉悟、社会各功能均无法跟上，治标不治本。然而在各种战争和中国深陷帝制崩溃社会剧变中，他的这种坚持被认为是保守甚至倒退。严复找不到“进化”的途径与意义，对中国的前途缺乏信心，开始质疑西方思想，用“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否定了三百年的西方文明进化，也否定了自己探寻半生的东西。再加他始终放不下民族自豪感，于是企图在中国道教和传统道德中找到答案。如此徘徊不止，“槁木死灰，惟不死而已”。严复学识眼光都极高，对西方思想的创造性误读个人认为也不是致命问题。他好像懂的很多，一生却只是随命运浮沉，找不到真正的支点。我想，他晚年回看一生，可能也会有些许茫然吧。
　　一般来说，研究严复要么侧重生平，要么针对某本译著，而史华慈以一种比较思想史的视角，以西方读者的身份来解读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如何解读西方。他把严复当成中西方文化的中间人，着重探究他到底从西方思想里面选择了什么、修改了什么或是放弃了什么。史华兹把将严复所译介的每一部西方著作都与原著逐一对读，把他的思想和原文思想进行比较，从中探究严复对西方思想的“选择”及其原因。这种做法在当时并不多见，它从单纯的人物研究转向了对文化交流的分析，这既要了解严复的思想，也要熟悉相关原著作者的相关思想，因而难度颇大且新颖。
　　这种视角有种奇妙的张力，给我一种说不出的感觉。许纪霖称之为“以问题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先找出那个时代最紧迫的问题，也就是中国为何落后、为什么中国没有发展出类似于西方“浮士德-普罗米修斯性格”的精神，然后看严复如何通过阅读西方著作来回应这些问题。许纪霖曾评价说，史华慈“把严复复杂思想中的某一个面抽象出来、凸显出来，达到片面的深刻，从而形成他的问题导向”。这个评价十分精辟，史华慈将如何“寻求富强”做主要问题，这样一来中西思想比较就不是平面对照，而是通过严复这个人串了起来。比如，严复为什么对斯宾塞着迷？因为他从斯宾塞那儿看到了“活力”与“竞争”，这恰恰是他认为中国最缺的东西。为什么他对穆勒的《论自由》做了工具化的解读？因为他最关心的不是个人自由的神圣性，而是自由能不能让中国人变得更有能力、让国家变得更强。这种写法确实方便读者更好地理解文本材料，也容易与严复有所共鸣。
　　同时，如同许纪霖说的那样，这种“片面的深刻”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史华慈不是不知道严复思想中有道德主义、普遍主义的成分，但因为他选择了“寻求富强”作为贯穿全书的主线，所以有时对材料的取舍就不够周全。他倾向于选取那些支持“寻求富强”主线的材料，而对严复思想中不符合这一主线的部分，比如他对“强权即公理”的批评、晚年对传统道德的回归、对道家的沉思部分就处理得相对仓促，比较边缘化。这也是后来的批评者屡屡提及的问题，正如李强所说，史华慈只看到了严复的“救亡”面向，忽略了他思想中贯穿始终的“普遍主义”线索。
　　此外，史华慈解读严复时，有时也有曲解。史华慈在书中反复强调严复是如何误读斯宾塞、歪曲穆勒，把自由主义当作实现富强的工具。但这种批评的前提是西方原文是完全正确的，而严复偏离了原意，产生了错误。但严复他读书和翻译的目的本就不是要做西方思想的搬运工，他的目的是找到能救中国的东西，因此加以选择和改造，无意或是故意地歪曲了西方思想。我认为这种歪曲无可厚非，释义的不同是没有优劣之分的，只有适合与否。美国著名汉学家莫特在评价史华兹时也提到，“史华兹的许多讨论带有推测性或曰思辨性的色彩，习惯于作过头的解释”，强烈的思辨性与推测性是本书的重要特点，读者会被一种强大的思辨力量所感染。然而，史华兹著作的最大问题也正是导源于这种思辨性或曰推测性。史华兹关于中西文化异同的分析，如果是作为作者观点进行阐述的话是无可指摘的，但在书中，史华慈却将许多自己的观点描述为严复的观点或中国近代思想家的观点。因此，为了使严复对中西文化的看法符合史华兹自己的看法，他就不得不对严复的许多文字作“过头的解释”，从而有了曲解。但我个人觉得，学术著作也没必要追求绝对的全面和正确，能提出一个好问题，并且把这个问题的分析得足够深远已然难得，已经对思想研究有了足够的贡献了。
　　此外对我而言，本书的阅读也较为困难。首先是书中充满了史华慈对东西方各种思想的深刻辨析，没有深厚的思想史基础难以深刻领会，我读完后看了许多解读仍有些地方不解其意。此外有读者指出，全书翻译质量不均，有些地方译得很讲究，有些地方整句翻错，还有地方将无法处理的原文原封不动地呈现给读者，这一定程度上加大了阅读难度。但总体而言，《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这本书无疑是成功的，不愧为“跨文化思想史的开山之作”。它不是单纯的人物传记，更是一部带着问题导向的比较思想史著作。通过严复这个典型，我似乎也可以看出当时身处动荡时代的知识分子们如何挣扎求索，试图从西方文明中找到救国的答案。史华慈证明了以一个人物为主来讨论整个时代的思想变动是可行的，他的这种比较思想史的视角和比较方法，也为后来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示范。直至今天，如何对待传统，如何面对西方，仍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我从中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