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作者研究的方法论路径

《〈水浒传〉作者兴化施耐庵新证》与温庆新《文献传播学视野下的〈水浒传〉作者研究》评述

 
摘要：任祖镛主要运用传统的考证方法，将地方文献与史料记载进行对比考证，重视墓志铭等史实展开施耐庵是兴化人的探讨；温庆新则是用新闻传播学的理论知识，以不同视角解读水浒传。本文通过两篇论文的论证方式，研究方向以及学术价值，分析不同的论证思路对于解读文学的不同和看法，同时为后面人们对历史著作进行研究拓宽思路。

（一）传统与新式的碰撞
（1）任祖镛采用的是非常被大众所接受的传统文献与史实对照的论证方法。作者主要从地方文献，后世史实，出土文物，具体的家谱以及墓志铭确认施耐庵是兴化人，通过梳理宋至1952年的地方志，论证白驹场长期属兴化管辖，由此 可以得出兴化白驹施耐庵是有事实依据的，说明的白驹场是属于兴化而不是大丰的。具体证明例如《盐法》记载的范仲淹为白驹场提名关帝庙的碑记，《明史》的高邮州中就有白驹的记录，令据上清晰的写着大明国直隶扬州府高邮州兴化县白驹场街市，这一地券直接的说明白驹场是属于兴化管辖的。同时作者还熟练运用地理知识，文章中出现的一系列地名到如今仍在沿用来证明地方地名的延续。他还引用1952年大丰设县的白驹场街市的设立来有效的提供证据。《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施氏族谱》《施氏族谱序》这些材料与《施耐庵墓志》上中"彦端公字耐庵"的记载，作者因此认定施彦端即施耐庵。
（2）温庆新论文开篇即明确方法论立场，"从文献传播学视野研究古代小说，有助于深入探讨文本信息源、写作者、文献传递者、传播渠道、传播手段及传播环境对小说传播与诠解的影响。"将传播学的理论框架新式的带入论文的研究中去，从明朝文献中对水浒传作者的记录的信息来源进行批判，作者认为无论是那种类型的文献记录，都是后人的补充，没有当时 准确的记录，缺乏直接的证明，最多只能算是二手的资料。传播渠道来看，施耐庵和罗贯中多次被反复提及，作者认为两人都应该对水浒传具有重大贡献。温庆新明确区分"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认为《施耐庵墓志》《施氏长门谱》等文献存在层累构造与后加嫌疑，施彦端与施耐庵的关联"仍缺乏有效勾连的证据。
（二）学术的价值和局限
（1）任祖镛作为地方学者，长期深耕兴化文献，发掘了大量珍贵文物史料，为施耐庵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基础。其对白驹场行政沿革的考证，也澄清了"兴化"与"大丰"的地理争议。同时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局限，其研究存在明显的地方主义倾向，过于依赖"兴化情结"的主观推断。作者具有一定地方情节的感情色彩，应该找到更加实质性的证据进行论证。
（2）温庆新运用全新的传播学框架，为《水浒传》作者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视角。其对"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的区分，对层累构造的揭示，体现了现代学术的严谨性。然而传播学方法可能会引发虚无注意。不看重史料的记载那还能依靠什么材料进行对历史的解读呢？这是传播学需要正视的问题，适当的依靠史料才能更好的进行判断。
 
结语：在考证与反思中进步
任祖镛与温庆新的两篇论文，代表了《水浒传》作者研究的两种典型路径：前者坚守传统考证，强调地方文献与文本细读；后者引入传播学理论，注重文献生成与传播过程的考察。二者的论争反映了古典小说研究中"材料真伪"与"方法创新"的不同看法。从学术规范角度看，温庆新的研究更为严谨，其对材料层累构造的揭示、对"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的区分，体现了现代学术的批判精神。但任祖镛对地方文献的发掘与整理，也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基础材料。未来的《水浒传》作者研究，或许需要在两种方法之间寻找平衡：既保持对文献真伪的警惕，又不轻易否定所有晚出材料；既重视传播过程的复杂性，又不放弃对历史真相的追寻。
 
我认为《水浒传》作者籍贯问题应该保持持续质疑的态度。
从现有证据来说，现有材料均无法确证施耐庵为兴化人或杭州人。明代的文献仅证明"施耐庵"这一人名在明中后期的传播，而非其真实籍贯，兴化作为地方来说，存在着变动的可能，没有准确的地方志能提供有效的证明，使其难以构成有效证据链。传播方面又有着缺少史料证明的漏洞，仅仅依靠现代方法无法进行论证。
应该在历史证据和文化传播方面彼此合作，达成新式的研究方法，更好的对施耐庵的历史籍贯进行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