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世界打破个彻底——家乡英雄韩达生的廉洁人生

豫东平原上，有一条被当地人称为“水东”的土地。这里是黄河泛滥区，十年九涝，风沙漫天。但在八十多年前，这里曾是共产党人浴血奋战的前沿阵地。我的家乡开封杞县，就坐落在水东地区腹地。在这片土地上，曾有一位年轻人，他用36年的短暂生命，写下了一部关于“干净”与“忠诚”的大书。他叫韩达生——一个今天已经很少有人提起，却值得每一个开封人永远铭记的名字。
韩达生，1905年出生于杞县韩楼村一个书香门第。他原名德荫，号绍棠，少年聪慧，18岁考入杞县甲种农校，后转入开封东岳高中。那是一个风雨如晦的年代，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正是在开封求学期间，他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并于1925年加入共青团，1926年转为中共党员。
从此，这个世界上少了一个叫“德荫”——寓意“祖上积德、荫庇后人”——的书生，多了一个立志“打破旧世界”的革命者。
1930年代的一个除夕夜，纷纷扬扬的大雪覆盖了整个豫东平原。家家户户贴春联、包饺子，等候着在外的人回家团圆。
韩达生以教书先生的身份回到了杞县韩楼村。妻子杨俊英早早擀好了面皮，和婆婆一起包了饺子，灶台上的水开了又凉、凉了又开。孩子们眼巴巴地望着门口，盼着父亲能坐下来，吃一顿热乎的团圆饭。
但韩达生在屋里转了几圈，像是有心事。他对妻子说了一句“有些事耽误不得”，便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旧棉衣，推开院门，消失在风雪中。
他要步行五六里路，去与一位地下党同志接头。
漫天飞雪打在脸上，乡间土路早已泥泞不堪。他的鞋子陷进泥里，拔出来又陷进去。单薄的棉衣挡不住刺骨的寒风，他缩着脖子往前走，一步也没有停。
等他从外面回来时，已经是大年初一的清晨。他推开家门，棉衣后背结着一层薄冰，眉毛和头发上挂着白霜。妻子心疼得说不出话，默默地将早已凉透的饺子重新下锅。那碗饺子，他吃得很慢，像是要把那点热气都留在身体里。
这是一个很小的故事，小到连县志都未必会收录。但我每次想到这个画面，心里都会涌起一种说不清的感动。
万家灯火团圆时，一个共产党人在风雪中独行。他不是不想家，不是不想抱着孩子坐在热炕头上吃一碗饺子。但他知道，有些事比团圆更重要。
什么是共产党人的廉洁？我想，廉洁的第一层含义，就是“舍”——舍弃个人私欲，舍弃舒适安逸，舍弃那个叫“家”的温柔乡，去走一条风雪兼程的路。
如果说舍“家”是为了革命，那么舍“财”就是为了信仰。
1926年2月，中共杞县地委成立。当时党在豫东的力量还十分薄弱，连一个安全的办公场所都没有。韩达生主动提出来：“去我家。”
那一年，他刚刚21岁。
从这一天起，韩家的几间瓦房变成了杞县地委机关所在地。母亲和妻子负责站岗放哨、传送情报，大妹妹扮成孕妇，怀揣着子弹往返于城乡之间，小弟弟则成为一名“小交通员”，奔波于各个秘密联络点之间。反动军警三次突然搜查，都在一家老小的巧妙周旋下一无所获。
为了维持机关的运转和同志们的生计，韩达生开始变卖祖上留下的田产。一个书香门第，就这样被他一点点“破”掉了。
家人不理解。母亲流着泪问他：“你不好好上学，为什么要去革命？”韩达生紧紧握住母亲的手，只说了一句：“我要革命。”
这四个字，是一个21岁青年对母亲最坦诚的回答，也是他对这个旧世界最决绝的宣战。
1931年春节，韩达生写了一副春联贴在大门上。上联是：“旧世界打破个彻底”，下联是：“新社会创造得光明”。
这副对联，成了他一生的注脚。
1934年，韩达生前往上海寻找党组织，不幸被捕，被关押在国民党苏州反省院。在那里，他遭受了老虎凳、压杠子等酷刑折磨，敌人要他交代党组织的名单，要他写下“悔过书”。
韩达生什么都没有说。
监狱的墙壁上，他用指甲刻下这样几句话：“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有人劝他：“你还这么年轻，何必把命赔进去？”
他回答：“我这条命，早就交给党了。”
一年后，家人变卖了城里的房子和仅剩的好地，才将他营救出狱。出狱那一天，他瘦得几乎认不出来，脊背上留着老虎凳留下的疤痕，走路时一瘸一拐。但他没有回家休养，而是立刻要求组织分配工作。
他在狱中写下过一首自勉诗：“羁旅春申整一年，埋头哲史穷钻研。理论实践本为一，从此敢不再加鞭。”
“不再加鞭”——这四个字，是一个共产党员对信仰的郑重承诺。
1939年，韩达生被派往水东地区，任睢杞太特委书记兼独立团政委。那里是豫皖苏三省的结合部，日伪顽势力犬牙交错，斗争形势极其残酷。
作为特委书记，韩达生的“待遇”令人难以置信。
寒冬腊月，他在麦秸堆上和衣而眠，连一床像样的被子都没有。粮食短缺，他嚼红薯片、花生饼充饥，有时候一天只吃一顿饭。他的手冻得烂出了口子，脚上裂着一指宽的裂缝，走路时每踩一步都疼得钻心。但他从不让战士背他，更不许任何人对他特殊照顾。
有一次，后勤人员悄悄给他留下了一点白面，想让他补补身子。韩达生发现后，把白面全部送到了伤病员那里，回来对身边的人说：“战士们在前面流血，我在后面吃白面？我咽不下去。”
1939年冬天，水东地区遭遇了严重的饥荒。部队断粮，战士们饿得走不动路。韩达生把自己那份仅有的干粮分给了伤病员，自己饿着肚子走了三十里路去筹集粮食。等粮食筹回来时，他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了。
有人劝他：“你是书记，不能把自己饿垮了。”
他说：“书记也是普通党员，战士能吃的东西，我也能吃；战士能饿的肚子，我也能饿。”
这就是韩达生——一个身居领导岗位、却一贫如洗的共产党人。
1941年4月的一个拂晓，韩达生率领的独立团在杞县梁寨一带遭遇日伪军包围。为了掩护部队和群众转移，他主动留下来断后。战斗中，他的腿部中弹，行动不便，最终被敌人俘虏。
敌人知道他是“大官”——是特委书记、独立团政委，是水东抗日根据地的创建者之一。他们想从他嘴里撬出党组织的名单、根据地的秘密。
他们说：“你只要写一份自首书，我们就放你回去，给你高官厚禄。”
韩达生什么都没有说。
恼羞成怒的敌人对他施以酷刑，他始终咬紧牙关，一个字都没有吐露。最终，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敌人将他杀害后抛尸黄河。
韩达生牺牲时，年仅36岁。
他走的时候没有留下一件值钱的遗物，没有留下一张像样的照片，甚至没有留下一具完整的遗体。但他留下了一个名字——1944年，豫皖苏边区党委和行署决定，在杞县、太康、睢县交界处建立一个新县，县名就叫“达生县”。
用一个人的名字命名一个县，这是豫皖苏人民对他最深沉的纪念。
写到这里，我不禁反问自己：一个36岁的年轻人，凭什么能做到这一切？
他不是没有“诱惑”——变卖家产的钱，他完全可以留一部分给自己；经手的抗日物资和筹集的粮款，他完全可以从中“克扣”一些改善生活；敌人抛出的“高官厚禄”，他完全可以假装应允、保住性命。
但他一样都没有做。
因为他心中有一杆秤：一边是自己的“小家”，一边是四万万同胞的“大家”；一边是眼前的苟活，一边是千秋的信仰。他的选择，从来都没有犹豫过。
这种选择，在今天我们这个时代，有一个名字叫“廉洁”。
但韩达生身上的廉洁，绝不仅仅是“不贪污、不受贿”那么简单。那是一种贯穿生命始终的品格——舍家为国是廉洁，舍私为公是廉洁，舍生取义，同样是廉洁。
对于我们这些生于和平年代的大学生来说，韩达生的故事遥远吗？好像很遥远——我们没有经历过战火，没有挨过饿，没有蹲过国民党的监狱。但他留下的问题，却与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
当我们在学生干部岗位上时，能否做到公平公正、不偏不倚？
当我们面临入党考察时，能否保持初衷、不为功利所动？
当我们在生活中面对各种“小诱惑”“小便宜”时，能否守住底线、不逾规矩？
韩达生用他36年的人生告诉我们一句话：真正的廉洁，不是没有物质的诱惑，而是当诱惑摆在面前时，心中只有一个方向——那面绣着镰刀锤头的红旗，还有红旗下的那句誓言：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今天，梁寨村外的那片土地上，当年的战壕早已被风沙填平，曾经以“达生”命名的县也已成为历史。但韩达生这个名字，以及他所代表的那种干干净净、坦坦荡荡、清清白白的精神，却穿越八十多年的时光，依然闪耀着光芒。
每年清明节，杞县的党员干部和中小学生都会来到韩达生烈士纪念碑前，敬献花圈，重温誓词。碑上刻着他的生卒年月——1905–1941。36年的时间，太短了，短到他还来不及看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但他留下的那句话，至今读来依然掷地有声：
“旧世界打破个彻底，新社会创造得光明。”
而我们这一代人，正是他所说的“新社会”里的孩子。我们没有辜负他，我们也不能辜负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