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头白发仍守讲台

每天清晨六点半，当第一缕阳光斜斜照进校园主干道时，总能看到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拎着一个旧布包，步履稳健地走向教学主楼。他不是来上课的——早在五年前，他就已经办了退休手续。但几乎每个工作日，他都会准时出现在石油工程学院的实验室里，翻看学生们的实验记录，在草稿纸上写写画画，有时一待就是一整天。
学生们都叫他“老周老师”，其实他姓周，但没人记得他具体叫什么名字了。在大家口中，他是“那个总在实验室转悠的老爷子”，是“毕业设计答辩时问得最狠的那个评委”，也是“新生入学教育时讲大庆故事讲得自己眼眶发红的那个人”。
一张泛黄的地质图
在老周老师的旧布包里，常年装着一张折了又折的彩色地质图，边角已经磨得发白。那是他年轻时在西部油田一线工作时的“老伙计”。图上密密麻麻标注着地层符号、断层线和井位标记，有些地方还贴着小纸条，写着不同年份的笔记。
“现在的孩子都看电子图了，但我还是习惯这张纸。”每次给本科生做课外辅导，他都会把图摊开在桌子上，指着某个褶皱构造，讲当年他们在那里打井的故事。“你看这个背斜，当年我们为了验证它，在零下二十度的戈壁滩上守了四十多天。”
学生们围成一圈，听得入神。一个叫小李的研二学生说：“老周老师讲的不是课本知识，是活的历史。他让我们知道，那些枯燥的公式和剖面图背后，是几代石油人的脚底板和风沙。”
“我不占编制，就想多带几个好苗子”
退休那年，学校想返聘他继续带研究生，他摆摆手：“返聘占名额，我不去。我就当个编外辅导，有学生来找我，我随时都在。”
于是，他的办公室变成了实验室走廊尽头的一张小桌子，桌上只有一个保温杯、一沓草稿纸和那本地质图。没有名分，没有课时费，甚至连门牌号都没有。但他每天雷打不动地来，风雨无阻。
有年轻教师劝他：“周老师，您辛苦一辈子了，该歇歇了。”他笑笑说：“我歇不住。我老伴说我‘职业病’，看见实验室的灯亮着就走不动道。其实我就是想，趁我还有精神，多带几个好苗子。咱们这个行当，苦是苦，但总要有人干下去。”
他把学生当“井”，一盯就是几年
在老周老师心里，每个学生都像一口井——需要耐心观察、持续关注，才能在关键时刻“见油”。他会记住每个来找他请教的学生名字，甚至能说出他们本科时的课程成绩。他从不轻易表扬，但会在学生的论文初稿上用红笔写满批注，小到标点符号，大到逻辑框架，一丝不苟。
去年毕业的一位博士生在致谢里写道：“谢谢周老师，您让我明白，做学问和打井一样，急不得，慌不得，要沉下去，要耐得住寂寞。您是我见过最‘顽固’的人，也是最可爱的人。”
校园里的“活化石”
如今，校园里知道老周老师全名的人已经不多了。但每年新生入学，石油工程学院的老师们都会讲起他的故事——讲他如何在大庆会战时连续工作七十二小时，讲他如何为了一个地质数据徒步穿越无人区，讲他如何在退休后依然天天出现在实验室。
“他就是我们校园里的‘活化石’，”学院一位中年教师说，“不是说他老，而是他身上那种‘铁人精神’是活的，是流动的，是每一个走进这栋楼的学生都能感受到的。”
黄昏时分，老周老师收拾好他的旧布包，准备回家。走到教学楼门口，他习惯性地回头看了一眼走廊尽头那间还在亮灯的实验室，嘴角动了动，像是自言自语：“还有几个孩子没走，明天再来看看。”
夕阳把他的背影拉得很长，那背影穿过操场，穿过草坪，穿过一茬又一茬年轻的笑脸。校园里没有人特意为他鼓掌，但他走过的每一步，都像钻井一样，深深扎进这片土地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