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7月7日电(通讯员李荣达)
作为“二七红色建筑文化探寻小队”的负责人,也是河南工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建筑学专业的一名学生,七天的三下乡社会实践走完,我攥着写满草图与标注的测绘本,指尖还留着二七纪念塔石阶被岁月磨出的温润触感。此前我总以为,“三下乡”的青春答卷总要写在乡野的田埂上,却未曾想到,脚下生于斯长于斯的郑州城,最滚烫的红色根脉,就藏在我路过数十次却从未真正读懂的二七纪念塔里。这次以专业视角叩开红色建筑大门的旅程,于我而言,是比任何专业课都要生动的一课。
最初筹备活动时,我们定下“绝不打卡走马观花”的规则,更多是抱着一份建筑学学生的职业惯性。可当我在史料堆里翻到1971年郑州百姓自发为纪念塔工地搬运物料的旧报纸,看到老照片里双塔刚落成时,全城人扶老携幼在塔前合影的热闹场景,我突然意识到,眼前这栋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建筑,从来都不是一张冰冷的城市名片。它的12层双塔、1.2米宽的并肩步梯、塔檐上覆着的琉璃瓦,每一处设计细节里埋着的革命隐喻,不是建筑史试卷上用来作答的知识点,而是整整一代人把理想与信仰,一砖一瓦砌进城市骨血的证明。此前我总在《建筑遗产保护》课上争论“什么样的建筑才算值得守护的遗产”,直到筹备阶段的史料读到深处,我才恍然明白,能装下几代人共同记忆的空间,本就是最珍贵的财富。

图为纪念馆内部照片。中国青年网通讯员张雪强供图。
踏入二七纪念馆的那天,站在林祥谦烈士补了七八次的劳动工具展柜前,我突然就红了眼眶。课本里“头可断,工不可复”的句子,此前只是需要背诵的历史考点,可当我隔着玻璃盯着那把磨得发亮的煤油灯,听讲解员讲起1923年那个飘着雪的冬夜,烈士就是靠着这盏灯赶印罢工传单时,百年前革命者的滚烫心跳,好像顺着展柜的缝隙传到了我手心。那天我们沿着步梯一层层往上走,数过浮雕上每一张游行工人紧绷的脸,在塔顶俯瞰到老火车站、京汉铁路旧遗址顺着视线铺展开来时,我突然读懂了设计师的巧思——他没有把历史关在塔的围墙里,而是让每一个登顶的人,都能顺着窗口摸到工人运动完整的时空脉络。那三个小时里,我手里的测绘本画满了空间节点草图,第一次真切体会到“空间承载历史,建筑传递精神”这句话的重量,我们用笔尖划过的每一道梁、每一级台阶,都连着不能被忘却的热血过往。
最让我难忘的,还是走街串巷做调研的两天。72岁的王爷爷攥着我的手讲起父亲当年帮罢工队伍传递消息的故事时,皱纹里藏着的骄傲,比任何史料都要动人。可当我在德化街的冷饮店门口,问一个常来二七广场逛街的外地大学生知不知道二七塔背后的历史,他茫然摇头说“只知道这里网红店多,从来没想过要进纪念馆看看”的时候,我心里像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276份问卷摊在桌上,年轻人的认知断层、孩子们对二七塔的“地标化误解”,让我第一次跳出建筑图纸,看到红色遗产真真切切面临的传承困境。原来我们总说“红色基因要活起来”,从来都不是一句空口号:周边街区的商业霓虹太亮,很容易就盖住了历史的微光,不是年轻人不想走近这段记忆,而是我们还没给他们搭好一座愿意迈步的桥。
最后在工作室复盘的那天,我们对着摊了满桌的草图和调研数据熬到深夜,共同打磨出那份展陈优化微方案的时候,我终于消解了此前的困惑:建筑学从来都不是只画高楼大厦的学科,我们掌握的空间叙事、遗产保护的能力,完全可以成为撬动红色文化年轻化传播的支点。入口处复刻京汉铁路的沉浸式装置、步行街上嵌入地面的时间线标识,这些听起来并不宏大的改动,却能把封闭的纪念馆变成没有围墙的红色课堂。当我们把方案递给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听到他们说“这些想法正好戳中了我们一直想解决却没找到方向的痛点”时,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了青年专业学子的价值:我们不必等十年二十年成为资深设计师,现在手里的笔,就已经能为守护城市的红色记忆出一份力。
七天的行程很短,却把“二七精神”的种子种进了我此后的职业理想里。从前我总想着未来要设计出多有辨识度的建筑,现在我更盼着自己能做一个会“讲故事”的建筑学人,把散落在城市里的红色空间一一擦亮。正如我们约定十年后要重回二七塔下看方案落地的那句誓言,往后我愿以建筑为笔,把青年一代的责任与热忱,写进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让二七塔顶的钟声,永远清亮地响在每一代人的耳畔。

图为实践队实践结束合影。中国青年网通讯员张雪强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