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直面司法改革现实问题,感悟制度在基层落地的真实状态,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同案同判”实践队分赴湖北、广东、广西、贵州四地基层法院、检察院,与一线法官、检察官深度访谈交流,聚焦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量刑建议运行现状,探寻控审权力平衡的现实路径。
在湖北调研现场,实践队员围坐会议桌前,对照调研提纲与司法工作人员逐项交流,围绕本地轻罪案件量刑协商流程、值班律师履职难点展开细致研讨,详实记录办案过程中的现实困惑。
图1:调研队员在湖北与司法工作人员开展访谈交流(马炜博摄)
来到广东,队员走进法院座谈会议室,与一线法官面对面沟通,结合区域多发案件类型,围绕确定刑量刑建议约束效力、审判独立边界交换看法,探讨智能量刑辅助系统在实务中的适用定位。
图2:调研队员在广东与一线法官座谈研讨案件(马炜博摄)
在广西基层检察院,队员跟随办案检察官翻阅案卷卷宗,对照法条研读案件量刑说理内容,近距离观察办案人员梳理量刑情节、权衡各类因素的工作过程,体会个案裁量背后的实务逻辑。
图3:广西调研现场,检察官为队员讲解认罪认罚相关案卷材料(马炜博摄)
贵州调研期间,团队与检察业务负责人开展深度访谈,认真记录基层办案手记,倾听地域案源特点、地方裁判尺度差异,收集基层落实量刑建议制度的特有困境与实践经验。
图4:实践队员在贵州与检察官开展深度专题访谈(马炜博摄)
调研发现,确定刑与幅度刑量刑建议的选择并非简单法条套用,要结合案件性质、本地裁判尺度综合权衡。轻罪多适用确定刑稳定被告人预期,重罪多用幅度刑为审判预留调整空间。随着考核机制优化,片面追求量刑建议采纳率的现象得到改善,但检法之间对量刑情节权重、何为“明显不当”的认知分歧依旧客观存在。
同时,值班律师履职“见证化”、酌定量刑情节核实难度大等问题仍亟待破解。智能量刑系统仅为办案辅助工具,悔罪态度、家庭情况等无法量化的个案要素,仍依靠司法人员实质判断。受访干警提出,破解同案不同判,需要打通侦诉审全流程,出台跨部门统一量刑指引。
跳出书本理论,队员真切认识到量刑建议只是“建议”而非预决判决。司法公正离不开控辩审多方协同发力,实践队员也将持续关注基层法治现状,以青年视角为司法制度完善贡献自身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