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星破夜，东方狮醒：黄桥老区红色基因的传承与当代启示 ——泰州学院黄桥镇周边红色文化资源调查实践报告

第一章：引言——实践背景与目的意义

本报告所述之“黄桥老区”，是指以老黄桥镇为经济中心的高沙土地区，它不是单纯行政上的泰兴市黄桥镇，还包括了泰兴东乡、姜堰南乡若干村镇。是苏中革命的重要策源地和核心区。这里不仅发生了我们熟知的黄桥决战，更孕育了江苏最早的农村党支部之一，其革命活动贯穿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各个时期，构成了一个完整且鲜活的基层革命实践样本。其所蕴含的“党的建设、统一战线、武装斗争”的实践经验，是中国共产党革命胜利“三大法宝”的微观缩影，具有极高的历史研究价值、思政教育价值和当代启示价值。
 
然而，相较于其他著名革命老区，黄桥地区的红色文化资源尚未得到系统性的梳理与深度解读，其独特价值，特别是早期知识分子通过教育途径发动群众、并统战底层旧知识分子（如塾师联合会）、“抗大式”学校培养地方革命与建设人才（如泰兴乡师） 等特色历史，公众认知度仍显不足。与此同时，泰州学院的前身之一，正是1941年创办于抗日烽火之中的泰兴乡村师范，首任校长为著名教育家、革命者刘伯厚烈士。因此，对黄桥红色文化的挖掘，既是对一段波澜壮阔革命历史的致敬，也是对泰院自身精神根脉的溯源。
 
基于此，本次实践旨在回应两个核心问题：第一，如何系统梳理与阐释黄桥红色文化的丰富内涵与独特价值？第二，如何将这一宝贵的历史财富有效转化为当代高校“大思政课”的生动素材，并赋能地方乡村振兴？

本次实践旨在超越传统的文献研究，通过多学科、沉浸式的田野调查，实现以下目的：
系统梳理与建档：对分散的革命遗址、人物事迹进行系统性普查，建立一份详实的红色文化资源电子档案与分布图谱。
深度挖掘与解读：重点深度挖掘沈毅及其领导的塾师联合会、刘伯厚与泰兴乡师的教育实践，填补公众认知的空白，凸显黄桥特色。
精神提炼与传承：探寻红色基因从革命战争年代到和平建设时期（如高沙土改良）一以贯之的精神脉络，提炼其当代价值。
学科融合与建言：尝试结合多学科视角，思考红色文化资源在文物保护、乡村振兴中的创新应用路径，为地方发展提供青年方案。

本次实践采用多学科融合的田野调查法，综合运用以上方法：
   历史文献法：前期研读地方志及相关学术论文，观看赏析《东进序曲》等文艺作品，建立理论基础。
   实地走访法：系统走访黄桥战役纪念馆、中共江浙区泰兴独立支部旧址（刁家网）、杨村庙烈士祠、蒋垛苏维埃公园等核心遗址。
   口述史采集法：重点采访了搬经镇加力村马希班烈士后人、当地文史研究者及村民，获取一手鲜活史料。
   多学科分析法：团队来自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尝试从材料保护、生态农业等专业视角，为红色文化遗产的科学保护与活化利用提供新思路。
   社会体验法：团队部分成员加入暑期支教活动，在泰兴乡师驻留过的北新街（倪浒庄）体验生活，增强对乡师历史的感性认知。结束后还瞻仰了杨村庙烈士堂。
 
实践过程历时五天，行程覆盖黄桥及周边多个乡镇，收集了大量文字、图片、音频及视频资料。
 
第二章：区域背景——黄桥老区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经济土壤
 
黄桥老区位于江苏省中部腹地，地处泰兴、泰县（今泰州市姜堰区）、如皋、海安四县交汇之处。这一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自古以来就成为人员往来、物资集散与文化交融的十字路口，同时也因其行政边界的相对模糊性，在近代成为各种力量竞相角逐的舞台。
 
该区域属长江三角洲冲积平原，但其地貌并非一马平川。广泛分布的高沙土构成了其主要土壤类型。这种土壤由古长江入海口处的海浪反复冲刷、分选沉积而成，土质疏松，以细沙和粉砂为主，结构极不稳定。其特性可概括为“松、漏、瘠”：松即易松散，漏即保水保肥能力极差，瘠即天然肥力低下。因此，高沙土地区素有“一周无雨禾苗黄，小雨中涝，中雨大涝”的谚语，形象地描述了其旱时坚硬极结、涝时溃散成浆的不良农作特性。尽管当地农民世代辛勤劳作，但农作物产量始终低位徘徊，以花生、玉米为代表的沙土作物是黄桥的主要物产，其中以花生种植尤为普遍，但即便如此，也难以改变广种薄收的困境。
 
这种恶劣的自然条件，直接催生了尖锐的社会矛盾。在旧社会，土地高度集中在地主阶级手中，而高沙土的低产出与不确定性，使得地主对佃户的盘剥更为严酷，地租率往往高达五成甚至七成。惊人的人口密度与贫瘠的土地承载力之间形成了不可调和的冲突，人地矛盾异常突出。如1925年的“火烧震东市”事件。广大贫苦农民终年辛劳，却不得温饱，挣扎在死亡线上，阶级对立空前尖锐。
 
正是在这种经济破产、生存绝望的残酷背景下，各种民间自发性组织应运而生。其中，古溪大刀会便是典型代表。这类会党组织最初多以“防匪自卫”、“互助共济”为口号，吸引了大量走投无路的农民加入。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底层民众反抗压迫、寻求自保的朴素愿望，但其组织松散，缺乏明确的政治纲领，极易被地主豪强势力利用或蜕变为单纯的暴力团体，其反抗往往带有盲目性和破坏性。然而，它的存在本身，已然昭示着这片土地下层社会中蕴藏着巨大的、亟待引导的不满能量和变革诉求。下图是北洋政府时期的报纸对大刀会组织的记载^[3]，其中的私盐桥就在古溪镇：
泰兴东北乡私盐桥，地处边境，民俗强悍，匪徒丛集，近有卞绍庭、石子卿等组织自由党分部成立后，入党者逐渐增多，遂自谓势力扩张不难，为所欲为，于是变更自由党面目，改名为龙虎自由党，又名大刀会，以均贫富为宗旨，盖欲借社会主义之名以行盗贼之实者也。凡前清债务无论多寡，一概取消，银租田每亩五百文（该地租田向来须三四元一亩或五六元不等），借钱利息限制一厘，结婚纯然自由，全无限制，其余种种行为大都类是；近更有明目张胆张贴告示宣布章程，痞棍流氓趋之若鹜，金已增至三千余名之多，以致该地祸乱迭生，人民不能安堵，凡稍有财产者，皆已逃走一空而卒，无敢告发者，盖自该党宣布章程后，凡遇反对者，即以刀枪从事，故皆敢怒而不敢言，幸该境县各处之自由党以事关全体名誉，亟报告该地方官，谓该逆党与自由党已断绝关系，当由县知事饬警兵多名，将该党首领卞绍庭首先拿获，拟即訉明严办，但该逆首党羽四布毒燄已燃，一时尚难扑灭也。
 
因此，黄桥老区在近代以来，其四县交界的区位、贫瘠的高沙土、尖锐的阶级矛盾以及会党势力的活跃，共同构成了一片孕育社会革命的土壤。这为后来中国共产党在此发动农民运动、建立革命组织，提供了深刻的社会基础和历史的必然性。
第三章：晓星破夜——早期党组织建设与思想启蒙（1926-1937）
1. 沈毅与扬泰地区第一个党支部
黄桥地区的革命火种，由共产党员沈毅同志点燃。1926年，他以塾师身份为掩护，在泰兴县刁家网（今古溪镇刁网村）创建了中共江浙区泰兴独立支部，这是扬泰地区的第一个中共党支部。独支的成立，标志着革命斗争从自发走向自觉，从城市知识分子走向农村广大民众。
 
沈毅的工作方法极具开创性。首先，是思想启蒙大众化：他创作的《醒农歌》（“种田的弟兄们，好痛苦啊！白白辛苦，只为他人造财富…大家要救性命，团结起来！”）采用当地方言和歌谣形式，一针见血地揭露阶级压迫，成为动员农民最有力的武器。这首歌通过农民夜校和私塾广泛传唱，起到了“一声鸡鸣破晓”的作用。
 
其次，是经济斗争组织化。他领导“春荒借粮”斗争，建立农会，帮助农民解决实际困难，将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极大地团结和发动了群众。
 
最后，是武装斗争。1928年，他组织领导了声势浩大的“五一”农民暴动，虽因敌我力量悬殊而失败，但为后来的红十四军斗争积累了宝贵经验。沈毅同志最终英勇就义，他用生命践行了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
 
2. 泰兴塾师联合会：统一战线与思想启蒙的早期典范
沈毅的另一大贡献在于对旧知识分子（塾师）的团结与改造。他深知要唤醒民众，必须先唤醒“民众的教师”。1926年，他将黄桥附近90多名塾师组织起来，成立“泰兴塾师改良促进会”，后更名为“泰兴塾师联合会”。
   这一组织以“改良教育”为名，传播革命思想。他们改革私塾教材，秘密传阅进步书刊，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渗透到乡村教育的毛细血管中。沈毅亲自创办《晓星》刊物，并在发刊词中写下“漫漫长夜晓星上，黎明之前见曙光”，寓意革命思想如破晓之星，照亮黑暗。
   塾师联合会成功地将一批旧式知识分子改造为革命的火种传播者，如后来成为泰兴抗日民主政权重要领导人的刘伯厚，便是从中涌现的杰出代表。这堪称中国共产党早期基层统一战线工作的成功范例，为后来抗战时期更广泛的统战工作奠定了实践基础。
 
第四章：烽火砥柱——抗日战争中的统一战线与武装斗争（1937-1945）
1. 黄桥决战：统一战线与军事艺术的完美结合
1940年的黄桥决战，是本次实践调研的重点。这场战役是新四军以7000余人击败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部3万余人的经典战例，其胜利不仅是军事上的，更是政治上的。
   陈毅、粟裕等领导人精准把握了苏北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矛盾。陈毅同志“三进泰州”，成功争取了地方实力派李明扬、李长江部保持中立，最大限度地孤立了顽固派（韩德勤部）。同时，广泛团结朱履先（辛亥革命元老）、韩国钧（清末翰林）等开明士绅，建立了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战役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战役期间，黄桥及周边群众被彻底动员起来。“黄桥烧饼黄又黄，黄黄烧饼慰劳忙”的歌声响彻云霄。全镇人民昼夜赶制烧饼、军鞋，组织担架队、运输队，形成了“家家支前、人人参战”的壮阔场面。据统计，当时直接参与支前的群众达一万四千余人，短短几天内筹集军粮百万斤，烧饼数十万只。这充分体现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真理，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光辉实践。
 
2. 泰兴乡村师范：战火中的“抗大”与教育救国的实践
在烽火连天的抗战时期，教育救国的事业并未中断。1941年秋，为培养抗战和建设急需的干部人才，泰兴县抗日民主政府创办了泰兴县立乡村师范（简称泰兴乡师），并聘请爱国民主人士刘伯厚出任校长。
   “抗大式”的游击办学：乡师没有固定校舍，实行“游击教学”。师生们背着黑板和折叠课桌，在祠堂、庙宇、草垛间坚持办学。他们学习文化知识，更学习《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革命理论，将学校打造成培养革命干部的摇篮。在日军扫荡的紧急关头，师生们训练有素，能迅速转移，体现了高度的组织性和战斗性。
   刘伯厚的风骨与理想：刘伯厚校长毅然放弃优渥生活，投身革命教育。他不仅传授知识，更注重培养学生的民族气节和革命理想。他提出“教育救国”与“革命救国”相统一，培养的学生，如周成霖烈士（后任苏中行署文工团副团长，1945年牺牲于沙沟战斗），纷纷投笔从戎，奔赴战场。泰兴乡师所承载的“为国育才、甘于奉献”的精神，是泰州学院弥足珍贵的红色根脉，其红色传承至今仍在校园内回响。
 
第五章：血沃丰碑——革命英烈的精神之光
 
黄桥的革命历史，是由无数英雄儿女用鲜血写就的。实践团队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追寻烈士的足迹，他们的故事是红色基因最悲壮也最绚丽的注脚。
   孙佩璜烈士：塾师出身。元竹镇游击队长，1947年因叛徒出卖被还乡团包围。在绝境中，他打完最后一颗子弹，壮烈自尽，实践了“宁可站着死，绝不跪着生”的铮铮誓言。
   孙超群烈士：泰州二中学生，党的秘密工作者，1947年执行任务时被捕，遭恶霸地主告密，不幸被捕遇害，青春永远定格在23岁。
   马希班烈士：如皋县加力乡（今如皋市搬经镇加力村）人，1930年于红十四军时期在土地革命斗争中英勇牺牲。
 
在杨村庙烈士祠，松柏丛中安葬着来自全国13个省份的300多名在宣泰战斗中牺牲的烈士。他们的生命凝聚成“信仰坚定、对党忠诚、勇于牺牲、甘于奉献”的黄桥英烈精神，这座由粟裕将军题词的纪念碑，至今仍在无声地讲述着那段气壮山河的历史，永远激励着后人。
 
第六章：精神永续——从革命抗争到和平建设的奋斗征程
 
红色基因并非止于枪炮声的沉寂，更延续在和平建设时期的艰苦奋斗中。在拜访马希班烈士后人时，我们听到了另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高沙土改良。
 
高沙土广泛分布于黄桥周边长江北岸平原，主要由深海波浪反复冲刷沉积形成。土质沙性极强，蓄水力差，易旱易涝，历史上被视为典型的低产土壤。其地下水埋深超过1米，雨季却易形成上层滞水，导致“涝害”频发，严重制约农业生产。“三八是个锅底涝，起起水来没处跑”。在革命年代，这类贫瘠的土地曾加剧了农民的苦难；而在建设时期，它成为老区人民必须攻克的自然堡垒。
 
 新中国成立后，当地人民发扬革命年代那股“拼命”精神，向自然开战。通过“客土改良”（用船从长江运来肥沃的淤泥）、“开沟降渍”（建立完善的树、纵、腰三沟排灌系统）、种植绿肥（如南苜蓿）、增施有机肥（“一红二黑三绿”措施）等科学方法，历经数代人的不懈努力，硬是将这片“疴土”变成了旱涝保收的“沃野”。
 
从金戈铁马的革命战场到改土治沙的生产战场，不变的是“相信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的初心，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作风。这片土地的沧桑巨变，是红色基因在和平时期最生动、最深刻的延续与弘扬，它雄辩地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不仅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更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第七章：当代启示与化材学子的思考——红色基因的活化传承与绿色发展
 
作为新时代的高校学子，我们在深受震撼与教育的同时，更试图从自身的专业视角出发，思考红色文化的当代传承与区域发展的绿色转型，以期使宝贵的历史财富焕发新的生机，服务老区的高质量发展。
 
7.1农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结合高沙土改良史和当地农业现状，我们思考如何利用化学与农业的交叉学科知识，助力老区生态振兴与产业升级。例如：
推广绿肥作物：我们在加力村调查时得知，老区曾经使用黄花菜（南苜蓿）作为绿肥作物改良土壤。黄花菜（或称草头、秧草等）是本地的传统蔬菜。且隔壁扬中市已经将其打造成品牌。高沙土地区可以学习经验。
   发展绿色生态农业：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减少化肥农药的面源污染，提升花生、芋头等特色农产品的品质和附加值。
“红色+绿色”文旅融合：设计融红色教育、生态农业观光、农事体验于一体的研学路线，将红色资源优势与绿色发展理念相结合，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
 
7.2 工业生产的绿色化转型
基于黄桥老区的产业特点及化材学科背景，我们重点关注地方工业生产过程中的绿色化、低碳化转型路径。这不仅是对国家“双碳”战略的响应，更是对革命先辈守护的绿水青山的责任。
   推动清洁生产工艺：针对当地可能存在的农产品加工（如油脂、食品）、纺织等传统产业，我们倡议并愿意参与研究推广节能、节水、减污的清洁生产技术。例如，开发新型催化剂以提高反应效率，从源头减少能耗和废弃物产生。
   促进循环经济模式：探索构建区域产业间的物质循环链条。例如，研究将农业废弃物（如秸秆）、食品加工废料等通过生物化学技术转化为有机肥料、生物质能源或环保材料，实现“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闭环，减少环境负荷。
   加强环境污染治理：运用环境工程知识，关注并参与当地水体和土壤环境的监测与修复。例如，研发高效、低成本的吸附材料用于处理工业废水中的特定污染物，为守护老区的生态环境提供技术方案。
 
7.4 红色记忆的科技艺术融合创新：氰版印相技艺的运用
 
在运用多学科视角传承红色文化的探索中，我们团队特别尝试将古典摄影工艺——氰版印相（Cyanotype，又称蓝晒法） 这一科技与艺术相结合的手段，引入到对老区红色文化与技艺的记录与再现中，取得了显著成效，为红色记忆的保存与传播开辟了新的路径。
    记录革命文物与历史场景：我们利用氰版印相技术，对具有代表性的革命文物（如旧农具、文件袋、仿制武器模型）及部分遗址细节进行创作。其独特的普鲁士蓝色调，本身就赋予影像一种历史的厚重感与庄严感。通过制作《醒农歌》词句、革命标语、历史地图的蓝晒作品，我们将文字史料转化为可视化的艺术装置，使其在展览中更具视觉冲击力和情感感染力。
    创新红色文化体验与教育：在北新街支教期间，我们为当地青少年开设了“神奇的蓝晒：把家乡故事印出来”工作坊。指导孩子们采集本地植物（如灰灰菜、花生）与革命符号剪纸相结合，在阳光下印制出充满童真又寓意深长的蓝晒画。这个过程不仅普及了化学光敏反应的科学知识，更让他们在动手实践中，将自己对家乡红色历史的理解转化为一件件独特的艺术作品，实现了红色教育的沉浸式、趣味化传播。
构建多维度红色档案：氰版印相作品作为本次实践的特色成果，与数字影像、口述文字、实物收集共同构成了立体的红色文化档案。这些蓝晒艺术品易于复制和展示，可作为极具特色的红色文创产品原型，用于展览、文化交流或礼品馈赠，从而以一种高雅且深刻的方式，将黄桥的红色故事带到更广阔的平台。
 
第八章：结论
 
晓星破夜，东方狮醒。黄桥的红色历史，是一部思想启蒙、组织建设、统一战线、武装斗争与教育救国的壮丽史诗。沈毅的《醒农歌》、刘伯厚的乡师讲堂、黄桥百姓的支前烧饼、改良高沙土的奋斗汗水，共同构成了这片土地的精神图腾，深刻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通过本次实践，我们深刻认识到，红色基因并非陈列于博物馆的静态展品，而是一种动态的、发展的、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它从历史中走来，融入当代人的奋斗，并指向未来的复兴。作为泰院学子，我们身负着刘伯厚老校长的教育理想，流淌着泰兴乡师的红色血脉，更应自觉成为红色基因的坚定传承者、自觉践行者和创新开发者。
 
我们将把此次实践的所思所感转化为刻苦学习、服务社会的强大动力，努力用所学知识保护红色遗产、助力乡村振兴，让“晓星”之光，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属于自己的青春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