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红色记忆，赓续革命薪火

（一）场馆叙事：时间轴与记忆场的构建
       进入纪念馆序厅，巨型浮雕《港城峥嵘》以艺术化的手法浓缩了连云港解放的重要瞬间（1948年11月7日）。在讲解员引导下，笔者依次参观了五四运动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以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五大展厅。这种严格遵循时间顺序的展陈结构，形成了一条清晰的历史脉络，使参观者在空间移动中自然完成时间的穿越。
      值得关注的是，纪念馆并未止步于平铺直叙，而是在关键节点采用了“故事+场景”的情境化设计。例如，在土地革命时期展厅，利用硅胶人物与场景复原技术，再现了1928年李超时、宋绮云、惠浴宇三人在白虎山翘石下秘密开会的情景——三位青年围坐于石旁，神情肃穆，仿佛下一秒就要说出“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展厅，“青口十八勇士”的事迹被单独列为展墙，配合火叉巷战斗的复原模型与声光投影，让观众身临其境地感受那场从破晓到黄昏的惨烈阻击。这种将宏大叙事与微观故事相结合的叙事策略，有效避免了历史陈列的枯燥感，实现了“让文物说话、让历史活起来”的目标。
（二）红色文本的语言力量：以家书、遗言与布告为中心
      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笔者在参观过程中自然而然地聚焦于场馆内的文字类文物。这些文字不仅有官方发布的文件、布告，更有大量私人性质的抗战家书、烈士日记、绝笔信等。它们纸张泛黄、墨迹斑驳，却传递出超越时空的情感重量。
       让我久久驻足的是陈列柜中的一封抗战家书（原件复仿制件）。写信人是一位在赣榆前线作战的无名战士，收信人是“母亲大人”。信中写道：“儿近日在军中一切安好，只是时常念及家中。倭寇未灭，不敢言归。倘若儿不幸牺牲，望母亲勿要过分悲伤，国家存亡之际，儿之死重于泰山。”寥寥数十字，没有华丽辞藻，但“国家存亡之际，儿之死重于泰山”一句，将个人生死与国家命运紧紧捆绑，读之令人动容。这种朴素的、直白的语言，恰恰最具感染力。
       另一件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符竹庭烈士的事迹展板。符竹庭时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二旅政委，1943年在赣榆战役中壮烈牺牲，年仅31岁。展板上引用了他在战前动员中的一句话：“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短短十个字，节奏铿锵，对仗工整，兼具口号的力量与文学的凝练。这种革命话语体系中的“警句式”表达，极易传播和记忆，是红色文本中一种独特的修辞现象。
       此外，我还注意到土地革命时期的一件文物——中共东海特支印发的传单抄件。传单上写着：“工农兵联合起来，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排比句式、短促音节、高亢语调，充分体现了革命动员文本的特征：清晰、有力、煽动性强。从文学角度看，这些传单虽非精英文人作品，却是一种极具战斗力的应用文体，其语言效率之高，值得当代写作者学习。
（三）专业视角：红色文本的文学价值与传承困境
       通过以上观察，笔者认识到：纪念馆中的红色文本不仅是历史档案，更是一种特殊的文学存在。它们融合了书信的私密性、宣言的鼓动性、日记的真实性和遗书的悲壮感，在特定历史语境下产生了强大的情感共鸣。然而，当下青年群体对这些文本的接触渠道有限，即使走进纪念馆，也往往走马观花，很少停下来细读一封家书或一段遗言。这背后既有注意力碎片化的时代原因，也与红色文本的呈现方式相对单一有关——大部分文字以展板或展柜中的静态形式存在，缺少互动性、阐释性和当代转译。
       作为一名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我深感我们可以在以下方面发挥作用：其一，对红色文本进行整理、校注与文学赏析，编写普及读本；其二，借鉴新媒体语言风格，将红色故事转化为短视频脚本、H5页面或音频剧，使其更符合青年接受习惯；其三，参与纪念馆的志愿讲解服务，用有温度的讲述连接文物与观众。这正是“传承革命文化”在专业层面的具体落地。

       本次走访调研以“寻找红色记忆，传承革命文化”为主题，通过对连云港市革命纪念馆的系统考察，完成了对连云港地区革命斗争史的再学习，同时对红色文本的叙事策略与语言力量有了专业层面的认识。调研印证了纪念馆作为“记忆之所”的核心功能，也揭示了当前红色文化在青年群体中传播的现实挑战。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大学生，我将以本次调研为起点，努力将专业所学融入红色文化传承实践，做有信仰、有温度、有行动力的时代新人。